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人生的境界(Goal of Life)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见下),作者刘未鹏(pongba)。知道他是大概去年5月转进了他建的group,发现里面有的文章不错,不少都是他发的,觉得是个勤于思索的人。今天看到他的自传,有了个感性的认识。我自身的经历,有与他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本科毕业时的考研失败,现在看来是其人生的一次转折,从此明确了目标,踏上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而对自己来说,虽然看似一帆风顺,但是一直目标不明确,心态随波逐流,浪费了不少光阴,直到研二下才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认识,现在也在逐渐的验证中。
随着工作的逐渐上手,心态上也有点放松。有时竟开始考虑买房子的事了,我才刚毕业啊(我才刚毕业啊!!),感觉自己的心态一下子老了很多,在北京买间好点的屋子就成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境界啊境界,一下子就落了下乘。自己的弦还是得随时绷一绷,时常受受刺激,挺好的。至少弄明白自己想做什么。

---------------------------------------------------------引文分界线---------------------------------------------------------------
博文视点的周筠老师最近在做一本书,讲述一些业内朋友走过的路,给自己和给别人以一些借鉴。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发生在过去7年中的重要的事情回顾了一下。

=======正文======

跨进南大校门的第一天,我知道,我自由了。

父亲是个对新事物有强烈兴趣的人,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是他自己组装的,当时全村人都跑过去看,电视机只能收到一个台,CCTV。座机电话是第一个装的。大哥大刚出现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买来用的,那个时候的移动电话真是贵得离谱。

父亲告诉我的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是:遇到任何问题,找书去就行。他在自己的专业中完全是自学的。在不属于自己的专业中(后来买了电脑之后需要学习如何架设公司网站,如何网上营销,如何进行电子财务管理,如何使用各种作图软件制图等等)也全都是靠买书自学。

为什么说到这两件事情,因为这是对我一生影响最重大的两个习惯。第一个习惯给了我学习新东西的强烈动机,有了热忱和兴趣,做事情就不觉得累,就自得其乐。第二个习惯则给了我学习任何新东西的方法——不会么?查书去。(当然,学习一门专业并不完全通过看书就行,但这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途径。)

高三的时候,父亲买了电脑,我立时对这个神奇的事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每期的《电脑爱好者》和《电脑报》都会买来细细看,有时看到各种小工具、技巧还会摘抄下来,回去在自己家里的机器上捣鼓。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样单纯的兴趣会把我引向一条专业的程序员道路。

高三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分配给兴趣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兴趣的火花一直都没有熄灭。

跨进南大校门的第一天,我知道,我自由了。

这个自由并不是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了,而是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决策的自由权,即关于如何利用我的时间。

高考的时候我报了计算机系,但分数差了几分,失之交臂,被调到第二志愿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当时以为这个专业跟计算机相关的,结果发现是数学系,后来听不少同学提到都上了同样的当。

这里出现了一个歪打正着的事情:我本意并不是上数学系,如果当时知道这个专业是数学系,我可能就不会填报了。但正是因为这个错误,我在数学系好歹也受了一些数学基本功的训练(尽管这个训练的基础是大一上的不多的几节数学分析课,以及每次临考前宿舍哥们例行的“包夜”看书),回过头来看这个基本功在后来还是帮了不少的忙,甚至有一阵子我对数学本身到了很感兴趣的程度。不得不说,这段学习的经历是很锻炼抽象和逻辑思维的。另一方面,困难如数学都学了,对其他学科就不觉得难,不会望而却步。

这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幸运之一。后面还会提到,还有好几次更大的幸运。

大一上学期很快过去,应该是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学校要开一门C++课程。我利用假期先把课本基本啃掉了,当时动机也很简单,先啃掉,就不用上课了嘛。

另一件事情是我经常喜欢去逛书店,看到侯捷的《深入浅出MFC》上面很多人说这本书好,我当时也对C++有一些基础认识和好感,所以就买下来啃了。一方面侯捷先生写的书的确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有意思,另一方面理解一样复杂的东西是个智力挑战。所以看着看着倒是觉得兴致盎然。却不知就这么和C++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另一个歪打正着:为什么说是“歪打”呢?因为MFC的设计也并不能说就是C++的Best Practice,另一方面若是以用为本的话也未必就要把MFC的原理摸个透。所以搞不好现在看来我就不会细看这本书。为什么说是“正着”呢?因为理解一个费解的东西本身需要长时间投入注意力,无形中练了理解能力和思维体力(专注),另一方面虽然MFC不是最佳设计,但理解里面的代码却加强了对C++本身的认识,这是基本功;也加强了对C++的兴趣,这是动力,后来这个动力驱使了我去看了大量的系统底层知识,从操作系统代码一直看到硬件体系结构。

大二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我在程序员上发表了第一篇技术文章,是剖析Boost源码的。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知道Boost这个库的了,总之是知道了,然后也是由于受到侯捷先生源码剖析的影响,也去看源代码,发现很难,越是难就越是觉得有趣,跟踪代码到临晨四点居然越看越精神了,后来火速写了一篇源码剖析。发给《程序员》杂志的技术主编孟岩先生,孟岩先生给了很大的鼓励,于是我很来劲。后来一鼓作气分析了N个库,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以搜到这个系列。

这是第二个歪打正着,按理来说,研究语言技巧并不是程序员最佳的时间投入方法。所以现在我可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会认为有更好的时间投入途径。但当时就一头扎了进去。为什么说也是正着呢?因为虽然这也许不是最佳的投入时间的办法,但总归比什么都不专注要强得多,至少这么一深入,对语言的缺陷和陷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锻炼了对代码的亲切感、跟踪调试的耐心(是的,耐心,而不是技巧)。

所以后来我在博客上总结自己学习编程中走过的弯路,孟岩先生说到,是不是弯路,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

的确,也许真的有更好的路,但事前真的很难判断哪条路是最优的,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一条路走透了、走深了,只要不是一条太不靠谱的路,深入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的收获。只要不是太顽固,善于反省,总有一天也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靠谱的路。

除了发表第一篇技术文章之外,大二我还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技术翻译,寒假里我坐在家里每天晚上翻译半章《Effective C++》,当然,后来我把译稿提交给出版社的编辑时被告知文笔还显生硬。

同一时间,我继续啃N多C++以及底层知识的书,一段时间我的书架上全是这类书,根本不像数学系的学生。非典那阵子,把饭钱都拿来买了书,为什么买得这么疯,也是因为受父亲的一个影响,他告诉我买书不用心疼,因为是长远投资,收益远远大于这点金钱投入。那段时间我边看边写一些代码玩,有模仿Windows核心编程的小程序,也有尝试并失败的小游戏,也有拿来对宿舍玩的游戏文件分析的工具,还有为上机考试写的库,总之玩得不亦乐乎;不像很多知名的程序员在学校里面就写了被广为使用的工具,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也不知道什么是开源,自己自娱自乐而已,所以没有系统训练编码量和编码素养,比较盲目。

大二下半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CSDN上开了一个博客,开始写学习C++和编程的过程中的一些总结。这个博客我一直写到今天,伴随了我整个7年的学习和成长,回过头去看就像时光机一样,能够看到一路过来我都关注了些什么东西,是怎么想的,以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改变的。这些东西如果不记录下来,就会逐渐忘掉,也就无法参照过去的自己,对未来提供更好的借鉴了。所以我一直把记录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另外我也通过这个博客认识了很多朋友,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后来,学校提供了转系到软件学院的机会,我立即报名了。后来的两年在软件学院度过。但其实反正我也是自己安排时间,所以无甚区别。

大三大四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一是荣耀先生邀我合译《Imperfect C++》,我很乐意的接了下来,可没想到这本书比我想象得要密度大得多,六百页,而且排版也很密,我给自己安排了每天6、7页纸的量,大概花了半年多译完。中间有一段时间停滞,荣耀先生给我鼓劲,告诉我一个重要的方法,如果觉得做不下去了,就硬着头皮坚持做,然后就类似于麻木了,适应了,那种望而却步的感觉会逐渐自动退去。惊人的简单,但事实就是如此,硬着头皮,过了那个情绪上最艰难的时候,也就适应了。这本书译完之后,还是有不少的收获,但我总觉得对性格上的磨练才是最有价值的收获。

二是我开始看英文原版的书。之前,由于高中不靠谱的英语教育的原因,我恨死了英语,大二的校内四级课程还挂了科,直到大四才补考。但对技术本身的热爱压过了对英语的反感,我还是硬把一整本影印版啃下来了,而且津津有味,这本书就是Jeffrey Richter的《Applied .NET Framework Programming》。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后来我就不再反感和恐惧英语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开始意识到英语世界的技术资料有多么丰富,所以虽然本身看上去不是一个太起眼的事件,但却是我获取信息方式的一个tipping point,一旦熟练掌握了语言工具,背后就是一扇大门,通向一个海量的信息源。另外还有一个收益后面会提到。

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微软的Eric Jiang通过我的博客找到我,推荐我去微软面试,我随随便便就把粗糙的简历给发过去了,差点因为简历太粗糙被HR直接过滤掉。远程电话面了两轮,远程coding一轮,然后记得就是飞到北京面试,住在北航招待所。北京的面试又面了好几轮,有考察底层知识的、有考察C/C++的、.Net的,还有考察算法的,编码素养的。总之就是公认的基本功考察。最终我还是没能通过面试。个人自己后来总结的结论是算法基本功太差,连什么是动态规划都不知道,编码素养也不够。这部分也是因为本科的学习方法太业余,什么好玩干什么,倒不是说兴趣驱动不好,只是缺乏系统的规划,不清楚也不关心这个领域的蓝图,也弄不清什么是重点。后来在读研的时候恶补了一把算法,好歹弄清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思考方法。编码素养的问题也是到了读研的时候才开始思考和学习,现在仍在学习。

另外,在本科阶段,其实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事实上是只花了很小一部分时间来学习。之所以还多少学了点东西,完全是仰赖了专注的习惯。所以每当有人觉得我本科就做了不少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说其实我真的本科浪费了很多时间,另一方面也说明,要掌握一门专业知识,其实每天一点时间,专注、积累和持之以恒也就够了。后来研究生阶段才算真正开始惜时了,于是经历了两年密度很高的学习和思考,心智才成熟了不少。

大四的时候,和很多人一样,我也考研,因为一来也很茫然,二来也希望能够继续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兴趣中。但四年来我都是自己安排时间,逃掉了无数的课,已经对模式化的做题考试产生了抵触,所以考研的复习也没怎么认真准备,那年考研的数学题又偏难,一下慌了神,结果居然把一整页题压在稿纸下忘了做了,心理准备有多不充分可见一斑。考完数学我很沮丧,那么大分值的题目没做,数学肯定过不了了,接下来的专业课就没去考了。后来想想其实还是应该去考一考,多少能为下一年积攒经验。

后来就工作了,没去成微软。经同学张振推荐,就去了南京西门子。心里的打算还是边工作边考研,为什么考研,动因也简单,我心理还没准备好,本科只顾着埋头学好玩的,也不看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去西门子之后更加觉得如此,觉得效率很低,做的事情也并不是我乐意的,每天还要在班车上浪费两个小时,于是没过多久就辞掉了工作。打算复习考研。那个时候大概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才到考研,所以我中途不紧不慢地又翻译了《Exceptional C++ Style》,占用了不少时间,到最后时间很紧了,就剩两三个月,我才开始认起真来,回想起来这是糟糕的时间管理。结果我不得不作了最坏的打算:顶多调剂去软件学院读研(我报的是计算机系),考虑到我反正是自己安排时间,差别应该不大。幸运的是,最终一分不差地过了线,算是蹭到了计算机系里。虽然如此,还是觉得这种惊险不要发生的好,以后或者其他事情上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及早准备总是很重要的。

读研期间的两年半,是我自己觉得心智年龄成长最迅速的一段时间。这里也有几个很幸运的事情。一个事情是我的导师陈家骏先生给了我很大的自主,于是我得以有时间安排一些重要的学习,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学习和思考了很多东西,为个人以后的发展作了很多准备,倒是没帮导师做什么事情。所以,硕士毕业离开的时候是既感激也愧疚。

另一个事情是认识同实验室的师兄陈怀兴,严格来说是他先来找我聊天,可见那个时候我仍然还是没有意识到与人交流的重要性的,后来,建立了TopLanguage讨论组之后越发意识到与他人交流的重要性,也开始主动寻找和参与交流,希望以后自己也能组织交流。陈怀兴对算法很有造诣,也是TopCoder上的常客和牛人,那个时候我也正在为以后的工作面试准备一些算法基础,所以经常找他讨论,获益很多。有一句话说:看一个人,只要看他读的书和见的人。还是很有道理的,这两者是一个人成长中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研一下半年,女朋友找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营销方面的知识,于是我去替她找书,偶遇《影响力》这本书,这本书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开始关注一个很有价值的领域: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正确地思考。这个领域有很多有意思和有价值的书,我利用近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看了近40本相关的书,对思维的特点以及如何思考有了很多的了解,这些知识后来很大程度上使我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和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也是研一下半年,我建立了一个Google Groups,起名TopLanguage,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平常没人讨论问题,憋得难受,希望有人能够说两句,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这个讨论组的交流越来越多,我也从中收益颇多,其中最大的收益有两个:一是和人讨论能够激发自己进一步的思考,也促使自己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或问题。倒不是说别人就一定告诉你什么新东西,而是讨论对你自己的思维的刺激。二是交流中认识了不少朋友,后来快毕业的时候也受帮助颇多。我一直把TopLanguage的创建看作研究生阶段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此外,我有意识地提前准备了英语,因为我相信如果想要去好的外企,口语不过关很可能成为一块短板(当然,英语作为承载最多技术知识的平台语言还有更大的价值),包括阅读、书写和口语。我想了一个方案,可以不用额外花时间来学习英语:阅读的训练蕴含在平时的英文技术资料的阅读中,尽量读英文的,一来英文资料更“一手”和全面,二来也顺便练阅读。书写的训练蕴含在去国外邮件列表发技术贴和自己写的英文博客文章中。口语的训练则蕴含在平时的娱乐中——美剧,有一个暑假我几乎天天开着Friends睡觉,另外学校有国外过来的团队演讲我不再错过,而是主动参加,有一次还带他们出去逛南京,说了一天英语,回头在路上听中文都像英文。虽然和外国友人交流的次数不多,但似乎对口语感觉的提高还挺大。后来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面试最后一轮就是英语的,而且是偏技术的,好在提前准备了,所以毕竟还是顺利地表达出了想表达的意思。

去微软亚洲研究院面试,是因为幸运地认识了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组项目主管邹欣先生。邹欣先生和他组织的团队在那段时间写了《编程之美》,书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题目,而我那段时间恰和陈怀兴讨论算法,在讨论组上也组织了专题的讨论,有了一点粗浅的思考,于是和邹欣先生邮件交流,由于对邹欣先生的技术创新组做的事情很有兴趣,所以找工作的时候便向他毛遂自荐。

承蒙邹欣先生推荐,时隔三年,我再次获得了去微软面试的机会。这一次,由于研究生期间作了一些长远准备,所以心里有底了很多,也就比较冷静了,由于当年知识体系的漏洞被我花功夫补了补,所以面试比较顺利。面试的时候邹欣先生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技术创新组的工作,我更加感兴趣了,所以尽管已经有另外几个也不错的选择,但心里还是迅速地做了决定。大约一周后,HR通知Offer,我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我想,虽然有很多人本科就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我多花了两年多,总还不算太晚。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第十四章 科技公司的吹鼓手:投资银行(zz)

前言 有幸见证历史
1.华尔街和美国的金融体系
2.著名的投资公司
3. 科技公司的上市过程
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5. 华尔街与微软、雅虎和 Google 的三国演义

前言 有幸见证历史

这一章虽然谈论的不是科技发展,但对于读者了解科技公司却又非常重要,在科技公司背后,存在着左右它们发展和商业行为的金融力量。这种金融力量对于上市的科技公司来讲,以投资公司或者投资银行为代表。没有投资银行,科技公司很难在金融市场上融资,也很难进行并购和分离。为了写这一章,我酝酿了很久,事实上是从我刚写第一章时就开始酝酿了。我原以为按照最初的构想,可以顺顺当当地写完这一章,就像我完成其它章节那样。但是,这半年来发生了很多事,甚至可以说是巨变,这使得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我的文稿。

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很幸运能够见证历史。我亲身经历了以前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中读到的像 1929 年到 1933 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人都将是这次危机暂时的甚至是永远的受害者。当我在一年前酝酿这个系列时,美国有五家主要的投资公司(Investment Banks),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雷曼兄弟和贝尔斯通。今年初,有近百年历史的贝尔斯通(Bear Stearns)首先倒闭了。这家投资公司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有 97% 的年头是盈利的,包括几个最艰难的时期,1929-1933 年全世界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的崩溃。但是现在,仅仅一次贪婪的错误就让这个美国第五大的投资银行破了产。这样,我的这一章就变得简单了一些。

熟悉华尔街的人都知道事情显然还没有结束,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坏消息还没有出尽。果然,当我把这一章写到一半的时候,九月初的第一个星期,今年一直亏损的著名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Lehman Brothers)在海外寻求资助时失败了,同时爆出资不抵债的消息,到周五那一天,它的股价狂跌 96%。如果它的问题在周末得不到解决,星期一华尔街可能被血洗(华尔街日报的原话是 Bloodbath)。于是美国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本南克周末在纽约美联储大楼召集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银行等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等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一同商讨拯救这家有一百六十年历史、在中国道光年间就诞生的老字号投资公司。但是,当原本有兴趣出面收购雷曼的美洲银行和英国巴克莱银行发现雷曼的坏帐高达六百到八百亿美元后,它们都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根本无法吃下这么多坏账。这两家银行向保尔森求助,连德国财长也连夜打电话给保尔森请求他在星期日晚上,即亚洲星期一股市开盘前拯救雷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保尔森总是罔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出钱。就在大家寻求拯救雷曼的同一时刻,美国第三大的投资公司美林也开始摇摇欲坠了,它以闪电般的速度和美洲银行达成并购协议。当雷曼的最后一个救星巴克莱银行离开了谈判桌时,雷曼只有宣布破产了。全世界的金融媒体和投资人都在等消息,他们这次得到的是一个坏消息。几小时后,全球股市从亚洲开始,到欧洲再回到美国全部暴跌,跌幅堪比 911 恐怖袭击。至此,我要写的美国五大投资公司仅剩下两家了。

当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责备保尔森和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南克见死不救时,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原来也是有难言之隐,金融危机远比原来预先想象的严重得多,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 AIG 也因为给不良资产贷款损失过重而岌岌可危。AIG 有高达万亿美元的资产和债务,它不同于雷曼和美林,因为全世界很多人的养老保险全在里面,所以不能不救。AIG 倒闭不仅意味着无数美国人要老无保障,世界其它很多国家,尤其是日本,老人一辈子的养老保险将要泡汤。这时大家才明白保尔森和本南克不肯救雷曼的苦心,这两个力不从心的人必须留着钱给 AIG 呢。

有道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AIG 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第二大投资公司摩根斯坦利也出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正在寻求和一家商业银行合并,两个坏消息传来,全世界股市再次暴跌。连着几天跌幅已经和 1929 年到 1933 年的西方大萧条时期可以一比了。我希望在我完成这一章时,需要介绍的独立的投资公司不要只剩下高盛一家了。高盛由于有著名投资人巴菲特的波克夏哈萨韦公司支持,应该没有问题了。最后美国政府只好出面来收拾残局,将高达七千亿美元的烂帐收归国有,于是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United Socialist Republic States of America)。这个法案先于2008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被众议院否决,但是最后参众两院不得不通过它。

经过这么一折腾,投资者信心全无,加上金融危机已经到来,全球经济衰退在所难免,在美国救市方案通过后的一周里,世界发达国家的股市又下跌了 15%,各国央行不得不紧急降息五十个基本点,即零点五厘,其效果如何,还需一两个季度才能看出。即使金融危机可以告一段落,真正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科技公司在金融危机中很难独善其身。事实上像 Google、苹果和 RIMM 这些明星科技公司,股价已经下挫了一半以上,虽然它们的业绩比去年都有大幅度提高。而我们介绍过的一些公司,可能在这次危机后便不存在了。很多还在盈利的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这里面包括我们熟知的许多跨国公司,惠普,雅虎和 Ebay 等。毫无疑问,那些长期有潜在严重问题的跨国公司很可能会在这次危机中被淘汰。一些等待融资的新兴科技公司可能会死在黎明之前。但是,乐观地看,当危机过去后,一些小公司可能会迅速崛起,就像 2001-2003 年 Google 公司崛起一样,未尝不是好事。

我在这里谈了很多题外话。我是想说,首先,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个整体,任何一方的损失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第二,华尔街对世界经济和生活的重要性比原本我们想象的重得多。它们是左右科技公司的金融力量,而且,像高盛、摩根斯坦利和雷曼这样的公司,作为 Google、微软和雅虎这样公司的“庄家”,在很多科技公司的并购和分离中唱着台下的主角。投资银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婪,从贝尔斯通到 AIG 的悲剧都是贪婪的结果。华尔街的贪婪既会捧起、也会扼杀一个科技新星。

1.华尔街和美国的金融体系

要了解美国,尤其是美国社会,必须了解它的金融体系。虽然美国的国父们(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等人)没有一个是银行家出身,并且他们能预见银行资本家对国家带来的伤害,但是他们也无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奠定了美国的财政体系,这位英年早逝的财政部长认识到将财政权收归国有的重要性,建立了有财政部统管的金融制度并且促成了美国早期的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并由后者发行美元,由国有的造币局印制。但是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汉密尔顿理念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他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后来改名为美国第二银行)最终破产,他缔造的美国造币局也成为一个不属于政府的独立机构(直到一百年后才被财政部收回)。在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没有中央银行!而在这一百多年里,美国的私有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们奠定了今天美国银行业的基础。

谈到私有银行,我必须在这里澄清一些在中国广泛流传的误解和谬误。这些误解从某种程度上让中国投资人在美国的投资蒙受了巨额的损失。而所有的误解中最为荒谬的就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控制美联储、控制世界以及该家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神秘家族的说法。

Rothschild 家族原本是德国的犹太人,因此根据德语的发音,这个词应该翻译成罗特希尔德(在德语中 th 发 t 的音,sch 在一起发 sh 的音,这个词的正确读音应该是ro-t-sh-ild)。鉴于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流行开来,我们只能将错就错。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他们靠拿破仑战争发了国难财,他们的直系子侄的一度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都有不小的生意,罗斯柴尔德的后人也曾经参加了由美国金融大亨 J.P.摩根发起的联邦储备银行的筹备工作,但是所做的工作远远无法和摩根相比。今天,这个家族现在对世界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

按照中国一些作家的观点,一两百年前这个家族的财富作为原始资本,以每年百分之六的速度递增,现在该家族应该有几万亿美元。至于为什么没有人看见这几万亿美元,是因为这个家族神秘而不公开其财务。这个解释显然和正常人的常识不符。几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是整个中国,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经济规模。要知道现在世界上的有钱人,没有一个把钱锁在保险柜里的,他们的钱一定要投入到经济生活中。这么大一笔钱在世界上是不可能藏的住的。如果按那些作者简单的逻辑,中国春秋时代的陶朱公只要为后代留下一两银子,现在应该变为十的六十次方两银子,而全世界今天总的财富只有区区十的十四次方两银子,也就是说陶朱公的后人的财富是全世界财富的几百万亿亿亿亿亿倍。既然陶朱公后人的财富不能按指数递增,凭空假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连续几百年以几何级数递增也很荒唐。事实永远的对的,既然人们看不到这个家族了,只能说明这个家族衰落了。

为了证实这一点并弄清楚他们衰落的原因,我专门请教了高盛公司和花旗银行的投资专家,虽然他们听说过这个名字,却很少有人能知道为什么这个家族衰微了,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家族现在这点钱根本不算钱。后来高盛的朋友又帮我在公司里广为咨询,终于弄清楚其中的真相。

罗斯柴尔德家族十九世纪中后叶达到高峰,但是犯了几次致命的错误,又遇到几次灭顶之灾,便从此一蹶不振的。该家族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美国的发展。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因为种族矛盾尖锐,后来又爆发了内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美国不看好,撤走了在美国的大部分业务,失去了追随美国发展的大好时机。(我常常和别人讲,错过现在中国发展的快车,就像一百五十年前错过美国发展一样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家族在欧洲的业务遭到重大打击。一战以后,很多欧洲国家不得不将博物馆的珍藏卖给美国人。虽然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一战后有短暂的喘息并得到了一些恢复,但是接下来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使得该家族再次遭到灭顶之灾。几年后,纳粹势力被清除,但是前苏联在东欧实现了社会主义,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欧(主要是德国)仅存的资产全部收为国有。该家族所剩的一些在法国和英国等国的资产也大幅度缩水。六十年代以来,已经沦为二流投资公司的该家族再次犯了致命的错误。欧美的大银行,包括瑞士的瑞士联合银行(UBS,有时简称为瑞银),苏黎世信贷,德意志银行,美国的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公司都纷纷上市,融得大量的发展资金。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纪家庭作坊的经营方式上。两位高盛公司的银行家告诉我,这个家族的经营活动其实并不神秘,他们和高盛一样,现在也在欧洲为别人管钱(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一年的利润在最好的年头也不过一亿美元左右,不到高盛的百分之一。而在美国一般的有钱人中,大多数人听说这个名字反而是因为拉法特-罗斯柴尔德牌波尔多红葡萄酒(Lafite-rothschild Bordeaux),这是世界上最好、最贵的葡萄酒,每瓶大约一两千美元。该酒庄在十九世纪被罗氏家族买下。

言归正传,由于美国银行业的基础是私有银行,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就很有限,在 1907 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的银行业几乎崩溃。这时,由著名银行家摩根发起,联合了各大银行,在总统威尔逊的支持下,美国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美联储。美联储包括了七家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并且是以私有公司性质注册的政府部门,它的主席由美国总统任命。它这种半官半商的两重性日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至今是一些持“阴谋论”者攻击的对象。其实,虽然它的很多董事是私有银行的高管,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个像一些威胁论中宣扬的私人公司,正如不能因为财政部长保尔森原来是高盛的 CEO,切尼是世界上最大采油公司 Halliburton 的 CEO 就否定他们是政府官员。美联储虽然名字叫储备银行,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储备,它的职责基本上是发行美元和制定利率。而美国整个经济活动,包括科技公司的商业活动依然靠私有银行来维持运转。

美国的金融公司五花八门,非常之多。最近美国证监会为了救股市列出了股票不能做空的上市金融公司居然高达八百家之多,而美国的银行居然多达八千家,平均一万多个家庭就有一家银行。这些公司大致可以分成几类:

1. 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这是老百姓最熟悉的传统的银行,中国包括四大商业银行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属于这一类。在美国著名的商业银行有花旗银行(Citi Group)、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J.P.摩根银行(J.P. Morgan,以前叫大通曼哈顿银行),这三家都是道琼斯三十家工业指数中的公司。另外还有巴菲特控股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它以储蓄和商业贷款为主,和科技公司关系不大。二十世纪从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到里根上台以前,商业银行只能发放商业贷款和房屋贷款,不能炒作股票。但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限制放宽,很多商业银行同时又是投资公司,比如花旗名下的 Smith Barney 就是很大的投资公司。J.P.Morgan 则身兼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二职。大银行中只有富国银行安分守己,因此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躲过一劫。

2. 投资公司,虽然他们又称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但是直到 2008 年 10 月,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因为他们既不能接受存款,也不能向联邦储备银行借钱,它们是替别人买卖有价证券、期货、不动产和任何有价值的商品。不买卖股票的人对这一类公司就不大熟悉了。这些公司中最著名的是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本来还有美林证卷的几家,但是如前面所介绍,它们全都关门了,省了我很多事。这些公司是股市上翻云覆雨的主力军,俗称庄家,对科技公司的兴衰影响最大,它们不仅抬高或者打压一个科技公司的股价,而且可以左右科技公司的并购和分家的成败。比如在前面第一章提到的 AT&T 公司分拆案,惠普和康柏的并购案,以及后面会提到的微软雅虎的并购意向等等,背后都有投资公司插手。除了有美国的投资银行外,欧洲和日本等国也有大的投资银行,比如苏黎世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简称 CSFB),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ss,简称 UBS,它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一体)。此外,巴菲特的旗舰公司波克夏哈萨韦是一个影响力极大但非常特殊的投资公司。由于巴菲特本人从来不投资科技公司,波克夏哈萨韦对科技发展影响甚微。

3.共同基金公司(Mutual Fund),这类公司特别多。大的如富达基金(Fidelity)和先锋基金(Vanguard),掌控着美国所有的退休帐户(401K)和全世界很多的财富。小的可能只有几十人,只管理几亿美元。总的来讲,共同基金的目的是为了投资而不是炒作。但是它们常常是一些科技公司投票权最多的股东,它们在科技公司盈利好的时候追捧它,在科技公司遇到困难时便给它施压,要求它裁员或者减少开支,因此对科技公司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4.对冲基金(Hedge Fund),包括著名的文艺复兴技术公司,以及索罗斯和罗杰斯的量子基金。由于美国严格限制共同基金公司做空股票和期货,很多华尔街的大鳄觉得这些规定限制了自己炒作的才华,于是办起不是出于投资目的而是专门靠炒作而挣钱的对冲基金。虽然对冲基金规模较小,全球只有一万五千亿美元的规模,但是由于它们可以卖空股票、期货和货币,并且可以通过借贷用自己码金(Margin)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买多和卖空一支证券或商品期货,因此它们的力量不能低估。索罗斯等人的量子基金在 1998 年几乎要了东南亚国家的命,虽然索罗斯本人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文艺复兴技术公司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公司,平均年收益超过30%,高于巴菲特的旗舰公司波克夏.哈萨韦。

这些大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每一个都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花旗银行在其最高峰的 2007 年,资产高达两万两千亿美元,投资公司高盛控制的财富高达一万亿美元。富达基金控制的财富高达一万五千亿美元。

2.著名的投资公司

2.1 高盛公司

在 2000 年微软达到顶峰时,没有人能为它找出一个像样的竞争对手。当时记者问盖茨,你认为微软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时,盖茨答到,是高盛。微软和高盛处在不同的工业,根本谈不上竞争,因此记者对盖茨的回答感到很困惑。其实,盖茨指的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当时,只有高盛可以在吸引人才上和微软一争,并妨碍微软录用一些优秀人才。

华尔街传统的大投资银行有三家,高盛、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我个人认为,美林的水平和前两个差出至少一个数量级。如果把它们和互联网公司做个对比,大致相当于 Google、雅虎和美国在线。而高盛公司在全世界投资银行中可以说无出其右。

高盛公司创立于 1869 年,创始人马克斯.高德曼(Marcus Goldman)是德国裔的犹太人,它最早的生意是替那些实业家卖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Commercial paper,注意,这里 paper 的含义是债券而不是纸张)。你可以想象当年高德曼穿着西装革履,提着个装满类似于国库卷的债券的密码箱,在纽约曼哈顿一家一家公司地上门推销债券的情形。由于推销债券认识了很多生意人,高德曼公司于 1896 年进入了纽约证交所替人交易股票,这时他的女婿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hs)加入了他的生意,于是公司改名为高盛,就是他们各自姓氏的组合。顺便提一句,萨克斯的女儿,也就是高德曼的外孙女在新中国一成立就一直在中国工作,和李敦白、马海德和爱泼斯坦等人一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高盛的主要业务是替别人做交易和承包公司的上市(underwriter)。它早年做的大生意包括承包著名的希尔斯百货店(Sears)上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高盛逐步从做交易(低端金融服务)变成替大公司和富人管理财富和投资,并由此从一般的证券交易商发展成为华尔街主要的投资公司。在此之后,高盛主持过福特汽车公司的上市(1956 年),美国铁路系统破产案。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高盛从美国走向世界,并且主导了八十年代西欧的私有化和九十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

高盛主要的业务有三部分,事件驱动的业务(Event Driven Business),包括公司的上市,合并和拆分,财产管理(Wealth Management),和各种各样的基金,包括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高盛公司是世界最大的上市承包商,承包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上市行动中的一半,见下表



1999 年,在美国上市成风的高潮年代,作为私营公司长达百年的高盛自己也上市了(历史证明,当一些根本不需要资金的、长期私有的大公司也通过上市捞一笔钱时,股市就到了几年顶部)高盛在上市后它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以前,它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替它的客户挣钱,在上市以后,它自己也必须达到并超过华尔街的预期,因此它将自己挣钱放到了首要地位。这些年,它也像华尔街其它投资公司和银行那样,搞出了好多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物,给自己和客户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高盛靠着它高水平的研究部门,比其它投资银行更早地嗅了问题,同时又有严格的风险控制,在去年底以 10% 左右的损失几乎抛空了全部不良债券,而这些债券今天可能要损失 90% 左右,高盛因此逃过一劫。当最近美国雷曼、美林和 AIG 出问题时,高盛可以很自豪地向客户宣布它不拥有任何这些公司的坏账。

鉴于高盛公司长期良好的投资记录,全世界很多投资者都为高盛马首是瞻,这使得它在金融领域可以呼风唤雨。虽然高盛公司的市值到 2008 年十月只有四百亿美元,相当于微软或者 IBM 的零头,但是它却拥有五千亿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加上它大量的追随者,即使是在科技领域,它的作用也远非微软、IBM 和 Google 可比。我们不妨看两个例子,来了解一下它的作用。

今年初,当原油价格还只有每桶一百美元时,高盛宣称原油价格将达到每桶二百美元,人为制造危机。虽然当时世界市场上原油供过于求,原油价钱还是在一个多月里上升到一百五十美元。一些国家开始恐慌,在一百四十美元左右大量购入战备储备。这时高盛又将油价向下打压,原油价格急转直下,很多炒作石油的对冲基金破产。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是油价上涨的受益者,在油价下跌时,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格鲁吉亚制造紧张局势,威胁到石油管道的运输,同时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欧佩克)试图通过减产来稳定油价,但是都无济于事。即使 IKE 飓风毁坏了美国得克萨斯大量的炼油设备,油价还是长不起来,原因只有一个,以高盛为首的投资公司要打压油价。原油价格从每桶一百美元到一百五十的高点,再回到一百,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而现在的油价已经比最高点少了一大半。高盛在油价涨到最高点时,和中国的一家公司达成了赌油价的协议。根据协议,到 2010 年底,如果油价每月收在每桶 63.5 美元以上,高盛付给这家中国公司 1.5 美元/桶×20 万桶的钱,如果收在 62 到 63.5 之间,高盛则付给这家公司(收盘价-62)×20 万桶的钱,如果收在 62 美元以下,这家公司则要付给高盛(62-收盘价)×40 万桶的钱。假定原油价格一直维持在 62 美元以上,高盛是在赔钱,反之则挣钱。假如原油价格降到$50,高盛每个月则从这家公司获得四百八十万美元,到 2010 年底则是一个多亿美元。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出现在是谁在希望油价下跌。在这个合同中另一点不公平的是,即使油价上升到天价,高盛不过每月输掉三十万美元而已。

炒完石油,高盛接下来发表研究报告,唱空雷曼。虽然雷曼的问题大家早已经知道,但是高盛的报告一出来,雷曼的股票还是狂跌,这样就逼着后者不得不寻求买家。其实华尔街大部分公司心知肚明,高盛想要雷曼死,雷曼活不成,因此美国这么多家银行包括政府对雷曼见死不救。境况不佳的美林明白得快,匆匆将自己卖给美洲银行,算是攀上了高枝暂时逃过一劫。当九月十四日星期天解决了雷曼和美林后,九月十八日星期四,七千亿美元救助银行业的计划便由财政部长,高盛上一任 CEO 保尔森交到了国会。据保尔森自己讲,这个计划已经在他的口袋里装了很久,因为“怕”通不过,才没有拿出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正进入白热化的今天,两党的议员们最后都不得不支持这项计划,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两个华尔街仅存的硕果无疑是这个计划最大的受益者。有人觉得雷曼和美林只要再坚持五天就可以逃过一劫,其实,只要它们两家公司一天不死,这个计划就不会从保尔森的口袋里拿出来。

在科技公司中,大家最害怕的莫过于微软。而微软至今也不过挤垮了一家几千人的网景公司,打压了太阳公司和苹果公司。高盛在最近的半年里,先在石油上整垮了一批石油大鳄,继而连俄罗斯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打压下去了,接着又在这个月的金融危机中整垮了它一百年来的两个的竞争对手雷曼和美林。(所以,当我向高盛的经理们讨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问题时,他们觉得这个管理着几十亿美元只有区区一亿美元利润的明日黄花,根本不能和他们这个操纵着世界金融秩序的投资银行相比。)

2.2 摩根斯坦利

世界上唯一能和高盛有一比的就是摩根斯坦利。早在十几年前摩根斯坦利的规模和影响力还远在高盛之上,只是在这几年被高盛超过。

摩根斯坦利和美国的大银行 J.P.摩根原来是一家,都是又美国二十世纪的大金融家 J.P.摩根创立。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禁止银行买卖股票搞投资,这样 J.P.摩根银行的投资部门就必须分出去。1935 年,J.P.摩根的儿子亨利.摩根和高管哈罗德.斯坦利(Harold Stanley),带领一部分的 J.P.摩根银行的人,成立的摩根斯坦利公司。

摩根斯坦利脱胎于美国最大的银行 J.P.摩根,因此它起点比高盛高,从刚成立开始,就非常成功。即使在美国经济低迷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一直健康快速地发展。它成立的当年,就拿下 24% 的股票承包发行(public offer)的市场。在二战后,它更是在大宗上市、收购和破产交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包了 IBM 股票的上市、AT&T 和通用汽车公司债券的发行,甚至联合国债券的发行。

从二战后到二十世纪末的整整半个世纪是摩根斯坦利的黄金时代。在这五十多年里,整个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无处其右。六十年代,它将生意扩展到欧洲。七十年代,它强化了它运作公司收购和合并的部门。这时的摩根斯坦利涉足的商业领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公司的并购、拆分和上市,机构和个人财产的管理,以及诸如股票、债卷和私募资金等资产管理。

公司的上市,收购和拆分生意是摩根斯坦利的特长。摩根斯坦利是世界上最大的上市承包商之一。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到,它承包了很多大型的上市行动,包括很轰动的 Google 上市和去年最大的黑石公司上市。此外它还是苹果公司的上市承包商。这个部门是摩根斯坦利最赚钱的部门,也是最有价值的部门。为了赚钱,摩根斯坦利自然希望科技公司上市的越多越好,互相兼并,分家越频繁越好。

为机构和个人理财,是摩根斯坦利较新的业务。在七十年代以前,股票的交易费非常高,证券公司主要靠收取交易费挣钱。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诞生了很多低价交易商(Broker),比如 Scottrade,E-trade 等等。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公司当然不会和这些廉价交易商拼价格,因此转而为机构和个人打理财务。

第三个部门业务非常广,它为全球很多机构甚至政府部门提供股票,债券,私募基金等服务,有些是它们自己的产品(比如它们代售的债券),有些是代理其它公司的产品,而摩根斯坦利只是做一个桥梁的作用。一些机构甚至政府部门也将退休金和捐赠交给摩根斯坦利去管理。由于在金融危机前,摩根斯坦利在资金管理上过于大胆,这个部门亏损严重,成为了摩根斯坦利的一个包袱。

值得一提的是,摩根斯坦利是银行业中计算机化的先驱。早在 1962 年,它就通过计算机来分析股市并且建立了很多用于金融的数学模型(Quantitative Financial Analysis Model),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摩根斯坦利在金融界的影响力,其它金融公司也纷纷效仿,从此开创了一种用数学模型分析市场的新领域。这对八十年代后对冲基金的兴起起了先导作用。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摩根斯坦利一直扮演者投行老大的角色。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很多大公司都迅速扩大规模,摩根斯坦利也不例外,先后买下了两家投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 Discover。由于过度扩张,新并购的公司使摩根斯坦利这块金字招牌开始贬值,它的总体服务质量也大打折扣。2007 年,它不得不将 Discover 信用卡业务分出去,重新专注于它传统的投资业务。

尽管摩根斯坦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它仍然是全世界最有资产管理经验和水平的投资银行,因此美国财政部特别聘用了摩根斯坦利为顾问,解决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房屋贷款问题。

3. 科技公司的上市过程

一个科技公司的成功从根本上讲要看它是否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潮流,要看它的运营等自身的因素。但是,华尔街对它的影响也是难以低估的。当一个科技公司从开始准备上市时,投资者对它的影响就从风投基金过渡给华尔街了。

风投公司要收回投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早期员工要得到创业的回报,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被收购,比如 YouTube 被 Google 收购,Skype 被 Ebay 收购。这种做法来钱快,操作简单,但是收益相对低一些,走这条路的公司常常是有很好的技术,或者很多用户,但是自己难以盈利的,YouTube 和 Skype 都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将自己的一部分股票到交易市场上公开出售(Initial Public Offer,简称 IPO),俗称上市。多数能够很好盈利的公司基本上都走了这条路,因为公开出售股票不仅可以让投资人收回回报,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筹措资金。

科技公司的经营业务是科技产品和服务,而不是证券,所以它不能自己到证券交易所去兜售自己的股票,一定要把这件事交给一个承包商,比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公司来进行。承包商以上市价格从被承包的公司收购一定数量的股票,并且以同样的价格分配给它们的客户。承包商从上市中可以得到两笔收入,第一是佣金,通常是包销股票总金额,即融资额的百分之七,第二是今后以上市价继续购买该公司一定股份的权利(大致等同于期权)。当然,这第二笔钱只有当上市公司股价上涨才有意义。我们以百度公司为例,简单介绍一下科技公司上市的基本过程。

在上市前,百度需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承包商。百度需要和多家承包商洽谈,找到一个自己中意的。而在谈判中,关键要谈清楚三件事。

第一,在上市的一瞬间百度总的市值值多少钱。由于在此以前百度是私有的公司,它的股票没有在市场上交易过,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个公司到底该值多少钱。百度当然希望把自己作价越高越好,而承包商则希望作价适中。作价太高,它们一来无法保证百度的股票全部被认购,而且它们大量的以上市价核算的百度股票期权获利甚微。作价太低,它们将拿不到什么佣金。佣金是承包商旱涝保收的钱,而它们得到的期权却未必能够最终变成利润,比如黑石公司上市时的期权基本上如同废纸。那么是否替百度作价高的公司就一定好呢?这并不一定,因为承包商的影响力对上市的成功至关重要。最后,百度选择了由高盛(亚洲)和苏黎世信贷第一波士顿领衔做主要承包商,Piper Jaffray 会衔。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很好地平衡了公司估价和承包商影响力,并且保证了百度股价的平稳。Piper Jaffray 很小,它的作用可以忽略。选择高盛和苏黎世信贷的最大好处是,这两家投资银行不仅没有散户,连小的机构都没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散户和小的机构可以按上市价拿到百度的股票,所以中小投资者要想购买百度的股票,只能从高盛和苏黎世信贷的大客户手上买。而众所周知,大客户一般比小客户更倾向于长期投资而不是短线炒股套利。因此百度上市后,市场上几乎不可能有股票流通,在相当长时间里,股价肯定看涨。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内部的股票必须在 180 天后才能到市场上交易(相当于中国的大小非解禁)。凡是做过股票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一旦公司内部股票解禁,股价都会暴跌,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不管上市公司在上市的头几个月股票被炒得多高,等到创始人和员工可以卖时就贬得一钱不值了。百度找高盛和苏黎世信贷上市,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前 180 天里,市场上几乎没有可流通的股票,广大的散户都得等到 180 天后,才能从创始人、投资者和员工手里大量购入。相反,如果百度找到美林等二流的承包商,虽然作价可以高一点,佣金可以低一点,但是由于美林等公司客户常常是众多的散户,这些散户稍微有利可图就会抛售百度的股票,因此对于对于稳定百度的股价反而不利。等到 180 天后李彦宏等人被允许出售股票时,股价已经大跳水了。

和百度相反,中石油在香港的上市堪称败笔。首先它作为全球最大的融资行动,却选择了一家二流的承包商瑞士联合银行和不入流的中信。瑞士联合银行虽然是瑞士最大的商业银行,但是其投资银行的水准却比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等相差甚多,甚至不如它的同胞公司苏黎世信贷。这两家承包商为中石油作出了天价的融资股价,以至于长期持有它的巴菲特马上套现。两家的客户中有很多中小投资者(包括机构),当他们幸运地分得一些中石油的股票后,在上市的当天就抛售给了更小的散户。虽然中石油在上市的当天创下世界股值最高的公司的记录,但是不到半年就跌破了发行价。等到中石油自己手上的股票解禁时,已经卖不出多少钱了。

第二,上市公司融资多少。一般来讲,当确定了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的基本价值后,那么要上市公司就需要和承包商协商融资的额度。一般来讲,只要能卖出去,承包商倾向于多融资,这样它可以多拿佣金,而且可以打压上市价。而对于想上市的公司来讲,融资太多会过度稀释股权,使得公司的总市值变小,融资不足则无法保证今后发展的资金。具体到百度,当时高盛等承包商按照 300 到 400 的市盈率,为它估价在六到七亿美元之间。后来由于网络搜索在 2005 年非常热门,百度首发(IPO)股票认购量超过发行量的十倍,高盛等承包商同意将百度的市值提高到了八点六亿美元。当时百度有两千八百万股,这些股票属于投资人,创始人和员工,一起称为原有股东。假如公司想融资两亿美元,那么原有股东的股值就只剩下 8.6-2=6.6 亿美元,每股的价钱在 23 美元左右。如果百度只融资两千万美元,原有股东的股票还可以值 8.6-0.2=8.4 亿美元,那么每股值 30 美元左右。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资金,但是原有股东的利益损失很大。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有股东过于吝啬,使得公司错过了很好的融资机会。最后,百度取了个平衡,它在上市时将增发四百万股,融资 1.1 亿美元,因此每股最后定价 27 美元。

融资过多和过少都是有危害的。过度的融资不仅导致原有股东的利益被压缩,而且由于在短时间里流入市场的股票太多,股价很难稳定。融资过少的危害也很明显,很多公司就是因为融资不足而在经济进入低谷时无资金摆脱困境而关门。2000 年有两家规模和水平相当的语音识别公司在美国上市,第一家 Nuance 融资近两亿美元,基本保证了它安全度过 2001-2003 网络泡沫破碎后的艰难时期,第二家 SpeechWorks 融资不到一亿美元,到 2002 年它已无足够的现金继续运营下去,只好在这一年被低价收购。这里面融资的成败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一般来讲,融资的比例应当是公司市值的 10% 到 25%。

第三,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确定后,还剩的是一些细节问题了,主要是百度付给承包商的佣金和今后的期权。一般来讲,著名的承包商要的条件也高。

一个科技公司不仅要找一个能在这三个方面给予自己最有利条件的承包商,还要找好上市的时机。百度的上市时间选择的很好,它处于 2003-2007 美国新的一轮牛市的中间,而且是在 Google 上市一年后。由于从 2004 到 2005 年,Google 的股价暴涨,因此作为同类公司的百度在估价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它的估价从最初申请上市时的三百倍市盈率,在一个月里开始发售股票时,被提到五百倍。这样百度实际融资一点一亿美元,比预想的多融资了四千万美元。同时,拥有百度四分之一股权的创始人李彦宏一夜之间身价超过了两亿美元。高盛等承包商瓜分了大约七百万美元的佣金,同时获得了四十万股百度的期权。以百度当天的收盘价九十美元左右算,这笔期权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可以说大家是皆大欢喜。

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承包上市只是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对科技公司影响的开始。在上市以后,如果一个科技公司得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们的亲睐,它的发展无疑会顺利得多,反之则艰难得多。

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对科技公司最大的支持就是直接购入该公司的股票。2004 年 Google 上市后,立即得到华尔街的追捧。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基金,回报最高的基金 Legg Mason 的 Value Trust 和最著名的对冲基金文艺复兴技术公司都大量购入 Google 的股票,使得 Google 的股价在两个多月里翻了一番。富达基金一度拥有 Google 十分之一左右的流通的股份。

华尔街公司对科技公司的追捧还可以通过提高对科技公司的评级等不需成本的手段进行。由于很多投资人无法看清一个公司今后三、五年里的发展前景,需要参考金融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和股票评级作出投资决定。如果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认定某个科技公司今后几年里会超出预期地发展,那么该公司的股票就看涨。2004 年底,美国证监会在 Google 上市的三个月后解禁了一批创始人和员工持有的股份,Google 股票的流通量几乎翻了一番,股价相应下调了 15%。这时,高盛公司发表了研究报告,力挺 Google,并上调了 Google 的股价预期。Google 的股价在报告发表后的几小时内暴涨 10%,并且顺利化解了因内部股解禁而带来的卖压。依靠股价大幅度的上扬,Google 在上市后短短的时间里吸引了大量的英才,迅速推出多种服务,并一跃超过雅虎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公司。像 Google 这样华尔街眼里的明星公司有很多,包括微软公司、苹果公司、设计和制造黑莓手机的 RIM 公司,以及几年前的雅虎公司等。

华尔街会为每个科技公司订出销售额和盈利的预期。如果一个科技公司能够在连续多个季度里超过盈利预期,华尔街就会拼命提升该公司的股价。由于科技公司员工的期权占员工收入的非常大比例,因此一个科技公司的股价能否稳定增长决定了该公司员工的收入和士气高低。在 2000 年互联网络泡沫时代,雅虎的新兴公司之所以能够阻击微软等 IT 巨人的进攻,很大程度上靠华尔街帮它们维持了高股价。

反之,当一个公司不能达到预期时,就可能被华尔街狠狠地打压。因此,大多数科技公司为了在每个季度达到华尔街的预期,不得不制定很多短期目标,这样很可能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发展。在明眼人看来,很多科技公司的短视行为很不明智,但是它们很多是迫于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如此。有些公司明明已经达不到华尔街的预期,只能靠合法地作假来饮鸩止渴。我们在第一章“帝国的黄昏”中提到,朗讯公司为了达到华尔街的预期,不得不贷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公司来购买它的产品,以提高营业额。虽然在几个季度里它的业绩表面上看比较漂亮,但是一旦这些借贷的公司倒闭,朗讯的货款就永远要不回来了,因此出现了巨额亏损。在 2004 到 2005 年里,雅虎公司为了将财务报表做得漂亮,低价售出它所持有的全部 Google 股份,并记入其利润。但当再也没有 Google 股票可出售时,它的利润便迅速下降,公司也进入衰退,股价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人心涣散,核心员工离职的速度比公司衰退的速度更快。

对于那些价值不大的科技公司,一旦它们未能达到预期,华尔街则会毫不留情的打压到底,以起到杀鸡示猴的作用。美国的一个财经电视频道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家颇有名气的网上售货公司叫 Overstock,现在一年的营业额大约八亿美元。它于 2003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在 2005 年的第二季度,它的盈利比华尔街预期的每股少了一两个美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小小的一两美分使得 Overstock 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一般纳斯达克公司是在收盘后公布业绩,业绩一出来,华尔街马上调低对它的评级。第二天,Overstock 的股票狂泻不止,并在短短的几天里,Overstock 的股票跌掉了一大半。它的 CEO Patrick Bryne 在气愤之余发狠心要调查清楚此事。他经过调查发现,Overstock 公司的股票被恶意卖空,卖空的股票数量是 Overstock 实际股票数量的十几倍。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抵押一定现金“借”股票卖空是允许的,但是卖出的股票一定要在三天内提供给购买该股票的人。既然被卖空的股票是实际股票数量的十几倍,那么肯定有人借不到股票,也就无法按期交割。事实上,华尔街的那些卖空者根本就没打算按时交割,一些人一周后还无法交割,更有甚者到了第二年还无法交割,最终这些交易只能作废。当然华尔街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但是,Overstock 公司的股价因为这种十几倍的卖空而一落千丈,公司也几乎关门。华尔街没有用任何成本,就通过卖空一家科技公司的股票上挣得暴利。在这一事件中,华尔街的评级公司对 Overstock 打压在先,对冲基金恶意抛售在后,配合得天衣无缝。读者不难看出,像 Overstock 这样的中小公司,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华尔街攥着。可以讲,华尔街是通过 Overstock 杀鸡示猴,对不能达到它们预期的公司予以惩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上市的科技公司敢于牺牲几个季度的盈利来换取长期发展。

为了不断达到华尔街的预期,几乎所有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的大跨国公司都不得不努力寻找新的成长点。这实际上是软件生意做得相当好的微软一定要进入互联网市场的根本原因。在寻找新的成长点时,很多这些大的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盲目扩张,最后因为投资和消耗太大而转盛到衰。这种例子实在太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一个上市的科技公司只要盈利,是否就可以忽视华尔街对自己股票的打压而专注于自己的长期发展呢?事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科技公司还是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要想不受华尔街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上市。这就是 Google 在盈利很久以后迟迟不肯上市的原因。一些很有潜力的上市公司因为某种原因,受到华尔街长期打压,这时,私募基金会出钱将该公司流通的股份全部收回将它变成私有公司,经过包装后从新上市,这时新的公司常常就会从华尔街的弃儿变为宠儿。著名的计算机硬盘公司 Seagate 就经历过此过程。

5. 华尔街与微软、雅虎和 Google 的三国演义

华尔街除了从科技公司上市和炒作科技公司股票上挣钱外,它们另一大赚钱的手段就是公司的并购和拆分。当两个公司合并或者一个收购另一个时,需要把两个公司的股票合并成一种。和上市一样,这件事不能由科技公司自己完成,而需要由投资银行做承包商代理完成。当然,投资公司可以获得可观的佣金,甚至合并后的新公司的期权。拆分也是如此,每拆掉一个公司,就会将其中的一些部门要么上市,要么和其它公司合并。投资银行也会坐收佣金。因此,华尔街希望科技公司之间经常地并购和拆分。在 AT&T、惠普以及后来朗讯的拆分事件中,还有惠普和康柏的并购中,华尔街都赚足了钞票。

当然,华尔街也不是一味鼓励科技公司三天两头地兼并和拆分,它们要根据自己最大的利益来做决定。由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在已经上市多年的科技公司中占很大的股权和投票权,它们有能力决定一次收购和拆分是否进行。我们回顾一下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收购雅虎事件,来看一看华尔街在微软、雅虎和 Google 的三角关系中起的微妙的作用。

2008 年 2 月 1 日,微软公司在美国股市开盘前突然宣布以每股 31 美元的价钱收购雅虎公司。在 1 月 31 日,雅虎的股票以每股 19.18 美元收盘,这意味着微软开出了高出雅虎市值 60 %的价钱。微软这一举动一是为了打动雅虎的董事会接受收购的条件,而是为了当雅虎的董事会回绝这个开价后可以打动急于套现的雅虎股东们通过表决而接受这一方案。公平地讲,微软的这个开价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些投资人估计这桩买卖一定能做成,因此在雅虎没有做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就将其股价抬到了每股 28 美元,一些投机者甚至在每股 27 美元的较高价位大量收购雅虎的股份。

一直力保雅虎独立的创始人杨致远和费罗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至今全球流量最大的网络公司被收购。但是他们两个人在雅虎的股权和投票权已经占不到 10% 了,因此光靠他们的决心是无法击退微软的恶意收购的,更何况一些投机者已经购到了雅虎百分之十几的股权。后者是必须把雅虎出售才能盈利的。杨致远给微软还了一个很高的报价,每股不低于 41 美元,后来降到了 37。微软没有接受这个还价,这意味着雅虎的股价将回到每股 19 美元左右。这样,以高价收购雅虎股份的投机者 Ichan 等人将蒙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因此他们威胁雅虎的董事会接受微软报价,否则便通过股东大会推翻现董事会。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微软不提高报价,而 Ichan 的阴谋也没有得逞。七月份,这场闹剧收场,雅虎公司士气大跌,微软公司的 MSN 部门也很受伤害,而一直以静制动的 Google 无疑是最大的赢家。难道这是老天特别眷顾 Google?

这里面背后的内幕当然不是这样。读者也许注意到这里面有两个让人疑惑的问题,首先,为什么只占不到雅虎股权不到 10% 杨致远和费罗能击退更大的股东 Ichan 等人的攻击,难道真是因为杨致远在全体雅虎股东中威望崇高,大家以他的马首是瞻?其次,为什么微软不愿意将收购价钱提高到每股 37 美元。从 31 到 37,相当于微软将雅虎的收购价从 430 亿美元提高到 500 亿美元,难道当时拥有两百多亿美元现金,市值达三千亿美元的微软会在乎这“区区” 70 亿美元?要知道微软每年的现金流高达 170 亿美元。另一方面,微软在互联网上已经浪费了超过百亿美元。解开这两个困惑的问题的钥匙只有一把,就是华尔街。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 2008 年 1 月 31 日时微软和雅虎两家公司的股票情况。


从上面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微软收购雅虎的消息发布后,虽然雅虎的股价上涨了 48% 之多,使得它的市值增加了 127 亿,但是,微软的股价却下跌了 6.6%。由于微软当时的市值是雅虎的十多倍,这相对很小的 6.6% 的下滑,却导致了微软市值缩水 200 亿美元。雅虎和微软的总市值相加,仍然减少了 77 亿美元。如果这笔交易可以按照微软最初的价钱作成,那么雅虎的股价还会相对提升,而微软的还要再缩水一些,估计两家市值总和要减少一百亿美元左右。由于华尔街很多的投资公司和基金都同时拥有这两家公司的股份,每家公司和基金都会算一笔账,在这个潜在的交易中,自己所持股份的价值是增长还是减少。除了那些大量持有雅虎而很少持有微软的基金,雅虎的股东们未必会赞同这个合并。这是算准了这一点,雅虎的董事会才不怕 Ichan 等人试图推翻董事会的企图,坚持回绝微软的开价。对于微软的股东来讲,每股 31 美元的开价已经让他们的股值缩水,他们决对不能同意雅虎提出的每股 37 美元的高价。如果微软的 CEO 鲍尔默真的答应了雅虎的还价,会有不少微软的股东继续抛售其股票,这样对微软的发展未必有利。所以,鲍尔默才坚持不加价。

也许有些读者还是有疑问,为什么微软提出收购雅虎后,自己股价会大跌。难道这不是微软强化它在互联网领域地位的“好棋”吗?微软股价下跌的原因是华尔街不看好微软收购雅虎以后的前景。事实上华尔街对微软在MSN上长期赔钱一直不满。华尔街更希望看到的是微软能集中精力于计算机软件业,保持高利润,而不是不断用从软件上挣的钱去补贴MSN 这个无底洞。单纯从投资的角度讲,华尔街希望微软和 Google 各自分好工,前者专心做好操作系统而后者负责互联网广告业。这样,两家的利润率都会很高,它们这些投资者挣钱自然就多。反之,如果这两个 IT 巨头都入侵对方的领域,它们竞争的结果必定使得双方的利润都受到打压。显然如果这个并购实现,那么新的微软必将和 Google 针锋相对地竞争。考虑到它和雅虎在对 Google 竞争的弱势地位,以及微软整合雅虎的难度,微软必须在合并后大量投入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竞争,这样微软的利润会下降,这是华尔街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Google 绝大部分流通的股票都在华尔街大的投资公司和基金中,而不是个人投资者手中,因此华尔街要保证它们在 Google 投资的回报,也不希望微软不计后果地盲目收购。(注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雅虎的新董事会担心公司不能挺过这次危机,请走了杨致远,开始积极寻找收购的可能性,这已经是后话了)

每一家科技公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些华尔街的庄家。我们在前面讲过,公司的并购要由投资银行帮助进行。而实施并购方案的投资银行,常常就是这些公司的庄家。微软收购雅虎一事是通过摩根斯坦利和雷曼兄弟公司作为中间人来协商,因此它们分别是微软和雅虎的庄家。Google 为了对抗微软,提出和雅虎结盟,运作此事的是高盛和雷曼,因此高盛是 Google 的庄家。作为庄家,就要维护自己长期吹捧的科技公司的利益,因此,在这种并购案中,成与不成,如果能成时和谁并购不和谁并购,有时是背后庄家的角力的结果。显然,微软给雅虎每股 31 美元的开价显然是和摩根斯坦利商量过的,而后者恐怕不能接受雅虎 37 美元的开价,因为这样它自己手上的微软股票会缩水太多。

基于上述复杂的原因,微软收购雅虎一事难以成功。虽然 Ichan 这些投机者对雅虎威胁利诱,其实是色厉内荏,因为在那些投资银行眼里,Ichan 等人不过是大的散户而已。

对于华尔街看好的收购,消息一传出,出资收购的一方股价会猛涨。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竞购 Wachovia 银行一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论哪家银行收购成功,它都会在今后扩展业务中处于有利地位。当开始花旗胜出的消息传出,它的股价在几天内增长了 20%。可是花旗还没有高兴几天,Wachovia 有改变决定和富国银行合并,结果花旗的股价又跌回了原有的水平,而富国银行的股价一天上升了 10% 以上。这就说明华尔街非常看好这宗收购案今后的前景,毕竟少了一个大银行 Wachovia,银行业今后的竞争会缓和一些,互相的利润都会增加。

科技公司和投资银行的相互依存关系还体现在很多其他地方,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结束语

金融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着血液的作用。健康的金融环境和秩序可以帮助科技公司的成长。但是由于金融业和巨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贪婪、投机甚至非法的欺骗行为是金融业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阴影。一位银行家曾经说过,虽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商业跟一个世纪前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华尔街和一个世纪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今后依然如此,因为这是由人贪婪的本性决定的。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一个科技公司如何能和华尔街合作得很好,让那些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成为自己的吹鼓手而不是杀手,便是一个艺术了。事实上,在美国一个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它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替公司管账,而是和华尔街沟通。他应该能用财务的语言,将他的公司的长远规划向华尔街讲清楚并树立华尔街对他的公司的信心。

从好的一方面理解,华尔街对上市的科技公司的追捧也好打压也好,从客观上帮助了科技行业的优胜劣汰。一个真正管理得好的并且有竞争力的公司,应该能抵御得住多次金融危机或者投机人恶意打压。它既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又要在短期内让投资人有信心,同时能很好地和华尔街沟通。另一方面,一个科技公司又不能刻意迎合华尔街的短期期望,这样它的发展会很被动。这样的公司一旦在一两个季度里未达到预期,则会被华尔街抛弃,反而适得其反。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Book Review)

这是一部很有阅读快感的书籍,整本书读下来没有什么阻碍。看完以后有很多感慨,先总结几点有:

1. 这三十年每一年都有致富机会,但要抓住这个机会,既要有眼光,有决心,更需要运气。

2. 社会变化非常剧烈,放在三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要预测五年之后的行情,都是非常困难的。

3.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某个限定时间或是限定区域,要看清发展趋势是很难的,非常容易被一时的繁荣所迷惑,分不清是真繁荣还是虚假的繁荣。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虚假的繁荣非常多。

4. 社会的整体大趋势还是越来越开放的,过去的成功经验未必能够复制。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鲲鹏展翅,紫薇花开(Wedding of Roommate in Jinzhou)

以此纪念本科舍友大婚。仪式很隆重,婚礼很热闹。见到了很多多年未见的同学。谢谢新人亲友团无微不至的接待,短短的时间里已经让我们对锦州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印象。顺便说下,这里的烤串真多,真便宜。

祝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

一周工作小结(Review of the First Week)

这两天总算歇下来了,上网上转了一圈,发现大家都在写工作小结。于是琢磨着自己也总结总结。

上周六回来的,没怎么调整就直接去报道了。结果发现真是不适应啊不适应:生物钟完全没调过来,到了下午三点所有的时候思维就开始紊乱了,完全就是在强撑着。回来10点就立马睡觉,第二天才稍微好一点。以后就适应了,十一二点睡也没问题。跟我一块入职的同事更强,每晚一两点睡,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

说说同事,我们去的时候那些team leader已经在那工作了一个星期了。这周正好team在美国那边的顶头上司过来,进行公司文化和组织架构方面的一些培训,大家一块交流的非常愉快。目前公司的主要结构是各个team的头直接跟美国那边的上司通过电视电话会议交流,相互之间交流不多,director只是负责日常事务之类的事情,不干涉各个team内部的事务。

自己这个组的头看起来年纪比较轻,很面善。这周一直在面试新人,即使不过也会打电话说明或是推荐给其他的组,也一直不断有新同事进来。

工作的机器绝对是最高的,22寸的屏幕看起来真爽,不过安全方面做的也非常谨慎甚至可以说是严厉,这个不让用那个不让用的。制度上也很规范,我还第一次见到除工作时间不让员工留在公司的。目前分给我们的任务主要还是熟悉那套系统,另外还要学习lua和doxygen。

到了六日,开始解决房子问题了。问了好多同事都没有找到合租的,于是与同宿舍的合租。周六完全没什么进展,想不到周日竟然峰回路转,第一套房子就相中了,不禁有了与前一天买车时一样的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这样事情差不多就定下来了。

总体下来感觉学习难度还不大,大家也是在一种共同学习的状态。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业余时间比较充足,如何充分的利用起来。同时从同事和领导身上学习人生的道理。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第十三章 高科技公司的摇篮 — 斯坦福大学(zz)

目录
1. 充满传奇的大学
2. 硅谷的支柱
3. 纽曼+洪堡的教育模式
4. 创业的孵化器

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很多当今世界上 IT 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它们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 MIPS 和 SGI 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 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 Webex 等,另外在非科技领域还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软的 CEO 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 Jim Allchin 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这要从它的发展、它的文化说起。

1. 充满传奇的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各种传奇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出来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讹传是这样的:

有两个乡巴佬夫妇,找到哈佛大学,提出为哈佛捐一栋大楼。哈佛大学的校长很傲慢地说,捐一栋楼要一百万,然后三句两句地便把这对老夫妇打发走了。这对老夫妇一边走一边唠叨,才一百万,才一百万。他们有一个亿要捐,于是便干脆自己捐了所大学,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学。

这个讹传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以至于斯坦福大学不得不在自己的网站上辟谣。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漏洞很多,首先,了解斯坦福历史的人都知道老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Sr.)是加州的铁路大王,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属于精英阶层(Elite Class),绝不是什么乡巴佬;我们在后面还会介绍到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第二,在十九世纪,一亿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百万美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到一九三几年,存款才达到几千万美元。直到斯坦福大学创办的二十年前,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赠不过七百万美元,它建立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在老斯坦福的捐款中现金只有一千多万,这已经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捐款了。老斯坦福的捐赠中最值钱的是八千多英亩的土地。当年加州属于“蛮夷之地”,土地值不了什么钱,但是现在斯坦福所处的帕洛阿图市是世界上土地最贵的地方,这些土地的地价涨了不止万倍。第三,哈佛大学和美国所有的大学对捐助者从来都是非常殷勤的。坦率地讲,比中国的大学要殷勤得多,不会怠慢任何慈善家。这是美国大学能得到巨额捐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斯坦福大学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老里兰德•斯坦福夫妇把他们唯一的孩子小里兰德•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送到欧洲旅行,孩子在欧洲不幸去世。斯坦福夫妇很伤心,后来决定用自己全部的财富(大约几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十亿美元。)为全加州的孩子(Children of California,而不是传说中的全美国的孩子或者全世界的孩子)建立一所大学,纪念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所大学被命名为小里兰德.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简称斯坦福大学。

1885 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 年正式招收学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虽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不收学费,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

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与世长辞了,整个经营和管理大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整个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信托 Living Trust 下面。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身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她家里原来的十七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的开销减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

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补贴学校毕竟不能使学校长期维持下去。斯坦福夫人亲自动身去了首都华盛顿,向当时美国的总统克里夫兰寻求帮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他们铁路公司的资产。斯坦福妇人当即将这些资产卖掉,将全部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早期最艰难的六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今天,不仅是几十万斯坦福校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感谢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爱心,靠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出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第二个讹传就是说斯坦福原来被称作西部的哈佛,后来办的超过了哈佛,结果现在哈佛被称为东部的斯坦福。且不说斯坦福有没有全面超过哈佛,作为全球第一知名大学的哈佛再不济也不会称自己为东部的斯坦福。同样,心比天高的斯坦福根本不以成为什么西部的哈佛而自豪。事实上,斯坦福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在接待清华大学代表团时自豪地讲,斯坦福等于哈佛加麻省理工学院(MIT)。虽然斯坦福的这种说法让人觉得有些狂傲,但是确实有它的道理。

首先,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者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四大热门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名,斯坦福医学院也在美国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它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鲁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

第二在办学理念上,斯坦福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长于一身。斯坦福既强调素质教育,又强调专业教育。事实证明,全面发展有助于斯坦福大学培养出全才,而全才是作为业界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这一点。

斯坦福的校园被认为是美国三个最美的校园之一,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斯坦福人从不掩饰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甚至从教授到学生经常拿其它名校开玩笑。下面是斯坦福电机工程系教授出的真实的考试题。某个公司希望设计一种符合 A、B、C 和 D 等条件的数字滤波器,他们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不会,你能帮助他们设计这样的滤波器吗?我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了这个考题一定不会舒服。斯坦福人骄傲自有他们骄傲的本钱,除了出了这么多的实业家,孵化了很多跨国公司,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水平更是闻名于世。它有十六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七位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得主(注: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学者,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家泰斗们。),四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八十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它的毕业生在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执牛耳。

在美国众多大学中,有一百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历史谈不上悠久。且不说和有将近四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比,就是和它的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斯坦福大学起步也算很晚的。在斯坦福大学诞生后的头五十年里,它根本排不进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和哈佛大学竞争了。到二战后,斯坦福大学已经入不敷出,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了。美国的私立大学完全靠自己筹款,政府并不提供一分钱,再好的私立大学如果经营不善,都可能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是靠它无数事业有成而又关心母校的校友捐助度过了难关。斯坦福大学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富有的校友可以依靠,它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斯坦福夫妇留下的八千英亩(三十二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澳门大小的土地,而大学的中心校园占地不到其十分之一。(斯坦福大学至今荒地多于使用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电子工业发展很快,由于和亚洲的联系比二战前紧密了很多,加州新兴的电子工业和航空工业成为了加州的经济支柱。很多公司有意从斯坦福大学购买土地,但是斯坦福夫妇的遗嘱规定学校永远不许出售土地。这样,斯坦福大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荒着而无法发挥作用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他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里面没有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 — 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 99 年。在这 99 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彻底的使用权,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属了租约。1953 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夏克利晶体管公司(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 对斯坦福而言 ,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且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

2. 硅谷的支柱

美国和世界先后出现过很多的技术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个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这里的科技发展就开始渐渐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 AT&T 和 IBM 集中在纽约附近,但是在这两个公司之后,不再有这个量级的公司出现。波士顿附近,尤其是 128 号公路两旁曾经有过一些向 DEC 那样的大公司和不少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但是随着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这个地区很难对世界信息产业产生大的影响。硅谷能够半个世纪长盛不衰,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

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DARPA 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 和 DARPA 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 NSF 和 DARPA 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 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 Google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 Google 副总裁回答,她觉得 Google 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 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 DSL 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 DSL 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 14.4K 提高到 28.8K 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 DSL 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 Avanta 公司,真正实现了 DSL 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 MIPS 后,便合伙创办了 MIPS 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 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 SGI 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 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 Atheros 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 AT&T 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 AT&T 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 AT&T 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 MBA 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 MBA 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 EMBA 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 75% 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 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八十年代以来,从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SGI 公司(太阳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九十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 Google 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比互联网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Google 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 2001 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 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 Google 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 2000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

3. 纽曼+洪堡的教育模式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长曾经在毕业典礼上开过这么一个玩笑:“诸位,你们知道以前我们伯克利的毕业生是如何称呼斯坦福的毕业生么?我的上司(My Boss)!”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里当老板的常常是斯坦福的人,干活的是伯克利的人。接着他又说:“这种现象直到出了埃里克施密特(Google 的 CEO)才终止。”当然,大家都知道施密特是个特例,而他前半句话讲的现象却是普遍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毕业生,尤其是工业界的领袖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守着硅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和它的教育方式有关。

斯坦福和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美国东部的名校比较传统,用中国唐代韩愈的话讲,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它们对教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严,加上教授们专注于教学,因此教学水平非常高。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它本科生的基础课微积分从来是由最好的数学教授讲授,这一点在斯坦福做不到。因此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在东部名校更能“学”到知识。而斯坦福更倾向于让教授和学生自由发展。它对教授和学生都是外松内紧,自由度大得多,对于有的学生来讲可能是如鱼得水,对于没有动力的学生可能就荒废了时日。如果单从知识的传播来看,斯坦福还是赶不上东部名校。很多斯坦福的教授自己都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和它的邻居伯克利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这种差异的形成有有传统上的和地域上诸多原因。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常青藤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为代表,沿袭并且长期以来执行欧洲尤其是英国早期(不是现代)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原则。所谓高等是指大学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有文化和有教养的(本科)人才,实际上是私人贵族教育的社会化。这些大学在本质上讲不是职业教育的机构,而是培养绅士的地方。这与中国孔子时期的教育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实用技能和进行职业训练,而是教授礼仪、修养和德行。直到十九世纪末,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为主,有一点像中国古代强调“六艺”。到了十九世纪,由于英国牛津运动的出现和德国洪堡体系的诞生,欧洲的大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到欧洲求学。所幸的是,就在斯坦福大学诞生的时候,欧洲这两项变革已经完成,大学教育的观念在美国开始改变。

说起现代高等教育,一定要提到两个人,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以及英国的牧师和教育家约翰•纽曼。

洪堡是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却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普鲁士教育体系。德国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在这个体系中,职业教育、技能的教育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这样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就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马上为社会服务。洪堡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它将大学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一个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机构。在强权的普鲁士,一种体制很容易被自上而下地推广。普鲁士得益于洪堡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快从欧洲一个小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一跃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最强国。德国的高等教育至今基本沿用洪堡一百五十年前制定的体制,保证了它在全世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先地位。洪堡体系后来对美国、俄国(前苏联)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上搞了将理工专业分离的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成文理型大学、工科大学,政法学院和医学院等等,完全是按照洪堡的体制来的。遗憾的是又没有学到家,“忘了”在大学里建立研究生院,以至于研究生教育至今落后。)

美国著名教育家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人借鉴了洪堡体系的长处,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近代的私塾转变成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吉尔曼生长在美国东部,却在美国西海岸担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短暂的校长。在加州的短暂时光让吉尔曼看到了大学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由于加州政府试图把伯克利办成一所农业大学,使得吉尔曼的理想难以实现。这时正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刚成立,并聘请了他来担任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实现自己理想的舞台便顺顺当当地出现了。吉尔曼不负众望,按照德国职业教育的模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起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并把该校办成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生涯中,吉尔曼不仅把该校办成了一流的大学,而且把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美国普及。几年后,它的学生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也把康奈尔从一个小的乡村学院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吉尔曼后来又担任了卡耐基学院的校长,奠定了今天卡耐基梅隆大学在工科世界一流的地位。)


教育家吉尔曼

斯坦福大学诞生的契机很好,当时正是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时期。里兰德.斯坦福为了给斯坦福大学找一位好的校长,遍访美国东部名校。他在康奈尔大学见到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怀特深得老师的真传,他和斯坦福谈得非常投机,于是斯坦福希望怀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学校长一职。怀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请,而向斯坦福推荐了自己年轻的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大卫•乔丹(David Jordan),即后来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乔丹领导下的斯坦福,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二百年来走过的弯路,直接成为了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一直有重视研究、重视博士生教育的传统。这不仅仅表现在科学和工程学上,而且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中心,现任国务卿赖斯原来就是那里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在上个世纪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后来从斯坦福大学分离出去,即现在的 SRI International,是美国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国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事有利必有弊,一个教授的时间是有限,搞研究的时间多了,办公司的时间多了,在本科生教学上投入的时间就少。这就是斯坦福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赶不上普林斯顿,也比不上它的邻居伯克利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个人仍然认为一个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顿或伯克利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大学理念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学教育研究的专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处。对于大学的理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英国牛津的主教、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发起人约翰•纽曼的观点。纽曼有点像围棋里的求道派,在他看来,大学是传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虫小技的地方。纽曼在他的著名演讲“大学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讲到“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我不知道今天的牛津大学是否还遵循纽曼的这个理念。在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在强调职业培训的同时,依然遵循这个大学的理念。以职业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学院(HBS)其实把纽曼的这个理念发展到了极致。在这所全球最难进的商学院里,从没有考试。同学们互相学习获得的知识不比从教授那里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时同吃同住,放假由学校组织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里的学生都是年轻、已经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下,可以自由地获取专业技能和社会知识,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哈佛商学院里不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的人是白交学费了。斯坦福在这方面当然没有哈佛商学院那么夸张,但是它给本科生一个类似的内紧外松自由发展的环境。

纽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觉性。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问题学生,而学校又不加管束,这个大学一定办得一团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学,由于学生的来源参差不齐,很难实施纽曼的这个理念。和哈佛商学院一样,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门槛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后事业上有所成就,它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主动性是不用人担心的。斯坦福大部分本科生,学习能力很强,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这样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也就是纽曼所说的 Universal Knowledge。

纽曼教育方法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大学学生和文化的多样性。一个大学要想让它的学生掌握 Universal Knowledge,必须让他们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学习,也必须让他们互相之间有取长补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电脑的同学聚在一起常常谈论一些和计算机或者科技有关的话题,学习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谈论对经济的看法。如果一个大学的都是由同一类年轻人构成,他们取长补短的结果不过是补充了专业知识,而不是 Universal Knowledge。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等优秀的大学虽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差,但是无论是专业、课程和生源都太单一化。一个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高中毕业生很明确是为了学习理工的,而他们周围的同学也是如此。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断交流,彼此在技术上越来越精深,内境逾宽、外延逾窄。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博士生谈论过各种浏览器的好坏,他们不和你谈微软的 IE 或者 Mozilla 的火狐,而是 Unix 用户更常用的字处理器 Emacs 下一个很小的浏览网页的功能,这个东西不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网民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和你谈的是里面技术上谁实现的好。这些人以后可以是很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很难创业。

斯坦福大学则不同,它的学生来源非常多样化、多元化。他们从文理、工程、医科、商业到法律什么都有。很多人到了斯坦福并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专业上。可以想象,一个计算机博士在和一个住院医生谈论浏览器时,就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和他交流,而不是对各种技术评头论足。同时,他可以得到一个医生对浏览器的需求,比如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虽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中一半是外国人,但是很多大学的本科生都是美国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难想象从小在同一个地区长大的孩子说来说去就那么点儿话题,不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无法想象世界之大、之多样。

斯坦福的很多学生不仅在学业上是出类拔萃的学生,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资,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年轻的时候还是 ATP 职业网球选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几名。比如在体育方面,斯坦福大学出了很多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斯坦福大学的游泳队曾经是半只美国奥运游泳队,出过获得四枚奥运会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坛名将。从 1912 年起,斯坦福大学在历届奥运会上至少获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达十七枚。斯坦福大学还出过网球巨星约翰•麦肯罗。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都是美国一流的。这些运动员并非只是靠体育成绩受照顾进的斯坦福大学,他们大都数在学业上同样优秀。这些奥运会冠军就和大家住在同一个楼里,一起上课。

斯坦福大学没有音乐学院,只有一个不大的音乐系。但它却是著名钢琴家斯坦恩(Stern)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经常演出的地方。斯坦福大学有全世界最大的罗丹雕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注释:罗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有不止一个但不到十个真品,原始的模具在这几个真品浇筑完毕后毁掉。他的思想者在法国和美国有几个真品,互相之间没有区别。)对年轻的学生最有益的校园环境就是那种最贴近今后真实生活的社会环境。在斯坦福,人员的构成和真正的社会并无太大差异,每一个年轻人周围又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这个环境中互相学习几年,外延就变得宽阔起来。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在斯坦福的岁月里学习到的社会知识比课堂知识对自己的一生更有帮助。拉里•佩奇在 Google 成功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介绍他成功的经验时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要成为全才(用他的原话讲,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从培养全才来讲,斯坦福大学无出其右。

其它大学有心学习斯坦福的经验,却难成功。且不说众多州立大学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和斯坦福相比,就是其它名牌私立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也很难像斯坦福那样同时兼得纽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长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又太单一化,它们的学生过早地开始了职业训练,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气”。即使是哈佛和耶鲁等“综合性”大学也很难创造斯坦福的奇迹,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在工科职业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学一直想弥补工程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它的名气聘请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是建立起一个象牙塔式的小规模、没有什么影响的工程院。它一度试图合并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后者不愿意。

4. 创业的孵化器

硅谷为斯坦福人提供了经费和实实在在的课题,让学生们容易找到合适的创业题目,加上宽松的环境为教授和学生的创业行动大开绿灯,良好的教育使得很年轻的学生也可以应付未来的各种挑战。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学校最后扶植一把。我看过一则关于肯尼迪总统和美国导弹之父冯∙卡门(钱学森的导师)的故事。六十年代初,冯卡门被授予美国总统奖,这是在美国人心目中比诺贝尔奖更高的荣誉。当冯卡门在肯尼迪总统的陪同下走下白宫的楼梯时,这位年迈的科学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肯尼迪总统马上上前去搀扶。这时,冯∙卡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年轻人,当一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是不需要扶的,当他往上走时恰恰需要你扶他一把。”

斯坦福大学无疑在扶植学生创业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对创业的教授和学生直接的帮助就是建立他们和工业界之间的桥梁。斯坦福专门有一个办公室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和在硅谷成功的校友或者和斯坦福有来往的企业家、投资家联系,寻找投资。

Google 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第一笔投资的。1998 年,在开发 Google 搜索引擎不多久,这两个创始人很快就用光了自己口袋里不多的钱和信用卡能借到的全部的钱。他们自己也曾经努力寻找过天使投资,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只是两名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在当时硅谷多如牛毛的创业者中并不引人注意,开始找钱并不顺利。这时他们通过学校的这个帮助学生创业的办公室,联系上了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克托森。贝克托森虽然是计算机技术出身,但是对搜索引擎技术并不熟悉,以前也没有用过 Google 的搜索。但是因为是母校介绍来的人,安迪还是在百忙中约见了这两个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据佩奇讲,安迪很忙,因此把他们约到了上班前在公司见面,他和布林带著自己的服务器到了安迪的办公室,安迪当场搜索了一些东西,非常满意,当即写下了十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他们。这就是 Google 作为一个公司的开始。虽然这笔钱没多久就用完了,但是这笔钱的广告效应远远不止这十万美元。以后有些投资者听说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工业界的领袖投资给 Google 了,也就相信了 Google 的水平。在 Google 最早的投资人中,包括篮球明星奥尼尔、电影明星后来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等根本不懂技术的天使投资人。这些人是通过一个天使投资团,随着贝克托森糊里糊涂地发了一笔财。

可以想象如果佩奇和布林不是斯坦福的研究生而是什么其它学校的,他们很难有机会直接向一位工业界领袖推销自己的发明。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中国,一位普通的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校直接见到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斯坦福能做到这件事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虽然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有一个官方的联系校友的机构,可是很多都形同虚设。但是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这种机构是实实在在地、经常地和校友,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校友联系。它们会有专人定期地到各地向那里的杰出校友通报学校的情况,既分享学校的发展成就,也通报学校遇到的困难。遇到后一种情况,很多有钱的校友会倾囊相助。而斯坦福对慷慨的捐赠者给予衷心的感激和很高的敬意。正是有紧密的联系,校友们才会在离开学校后不断帮学校的忙,包括帮助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创业。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虽然从它的名字上看它有点像中国的英语角,但它实际上是由工业界和著名大学教授轮流主讲的论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很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比如 KPCB 的约翰.多尔,工业界的领袖,比如 Google 的 CEO 施密特和创始人佩奇,Facebook 的创始人祖宾伯格以及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许多著名教授。这样,斯坦福的师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级的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这不仅使得大家有机会找到投资渠道,更可以从著名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那里得到创业的指导,创业的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

美国每个大学都或多或少有些毕业生能成功创办各种小公司,但是能将小公司办成主导一个行业的跨国公司则是凤毛麟角。而在这个信息产业的主导公司中,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公司可能占到一小半。妨碍一个创业者成为业界领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两条不得不注意,第一是好高骛远:关于这一条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就不再赘述了。第二就是小富即安:很多人办公司都本着捞一把的想法,而不是做一番事业,这些人归根结底是创业的境界不够高。而这种境界是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到的,只有经常和世界级的人物在一起切磋,一个人的境界才能有质的提高,他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世界上至今找不到第二所大学能够让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不停地接触到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袖。

斯坦福大学鼓励创业的另一个具体措施是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性。我们在前面介绍思科公司时提到,思科创始人的发明完全是利用工作便利的职位发明,在很多大学和实验室专利的所有者即雇主严禁使用职务发明来创办个人的公司。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励它的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一般斯坦福要的股权少得可怜。我们前面提到的轩尼诗创办的 MIPS 公司,包括 Google 公司都用了斯坦福的技术,而斯坦福则占有一点股份。就如同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一样,从长远来讲斯坦福这种少占股份的做法是双赢的,因为它可以鼓励创业。作为对母校的感激,几乎所有创业成功的人都非常慷慨地给予了斯坦福巨额的捐助。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创业条件,斯坦福大学第二大的帮助就是营造了一个创业的气氛和传统。很多大学都试图效仿斯坦福大学鼓励学生创业,然后从成功的创业中得到长期的回报,但是在整体上却没有营造出创业的气氛。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以培养工程界领袖为己任,并且成功地培养了大量的工业界主管,但是自己办公司的学生远不如斯坦福多。不少风险投资家也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转悠,希望能找到好的项目投资,但是效果一般。加州理工有一系列专门培养工业界领袖的必修课程,但是大部分毕业生反而进入学术界了。这些名牌大学缺乏创业的气氛。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人要提出和制定创业计划,并且给予前几名的学生创业经费,虽然这样扶植出一些小公司,但是它们都没有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羊,更没有开创新的行业。所以,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向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著名的工科大学,还是像哈佛商学院等著名的商学院,都没能重复斯坦福的奇迹。

创业的气氛非常重要。在一个有创业气氛的大学里,创业是一种主动行为,创业者出于自己对一个技术和它的商业应用的特别兴趣,将它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动力对于创业的成功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光靠别人来推动创业,是鲜有成功的。只有主动的创业,创业者才能从亲身实践中找到好的创业题目,并为之奋斗。反之,即使有了好的题目,也会半途而废。我参加过某个著名工科大学在硅谷为风险投资家举行的项目介绍会,该校为了鼓励学生创业,规定以小组为单位的学生必须完成一项发明和设计才能毕业,在介绍会上他们拿出了一些很好、很有新意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大多数是学生们作为完成教授任务或者拿学位的要求而进行的,而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想将这些发明产品化而挣钱。因此,他们在选题时很多题目虽然好却只能将技术卖掉,根本无法办公司。即使有一些好的选题,因为和自己今后的事业无关,学生们也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商业化的许多繁杂的具体问题,因此面对风险投资家的提问茫然无所知。由于没有创业的热情,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旦完成了学位的要求离开了学校,所做的工作就半途而废了。第二年,新的学生重复他们学长们做的无用功。当然,这种训练对学生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对创业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人们想象中,商学院的学生就应该热衷于创业,但其实不然。虽然很多商学院为它们的学生营造各种创业的条件,但是他们创业成功的案例还不如学习工程的学生多。我参加过风险投资对一个著名商学院的一些学生创业项目的评估。也许是学习商业的原因,他们提出的题目都很大,但是很多要么是夸张,要么是没有实际内容。其中一个是类似于网上建立一个社区,自己设计贺卡、T恤衫、纪念品和邮票(注释:在美国允许使用自己设计的邮票)并且通过社区来交流。这个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在从相互有偿的授权中(License)切一块利润。这个题目我不能说没有用,它的提出者们也一定是做了不少研究的。但是,这里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技术和商业特点能够阻止其他人进入该领域竞争。更何况其市场规模比他们提出的小很多。第二个很有代表性的项目是一个大的难以置信的项目,叫做互联网 3.0。我问他们互联网 2.0 的定义至今是否清楚,他们不置可否。我们又问他们这互联网3.0能够带给用户什么好处,他们也不置可否。最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们认为,第一,在当前的互联网领域雅虎和 Google 等公司已经处在主导地位,很难撼得动,只有提出一种超前的概念才能打败雅虎和 Google 等。第二,这个题目足够大,因此风险投资也许会有兴趣。我们再问他们在此以前做了多少研究,发现他们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看了很多的参考资料,图书馆里的,互联网上的。但是他们的项目无异于闭门造车。第三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把各种美国已经有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搬到中国和印度去,其中的提出者以中国和印度学生居多。比如前几年有人把 Ebay 搬到中国搞了易趣很成功,他们提出把 YouTube 搬到中国和印度去(当时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视频网站),这些项目有些后来还真得到了资助,但是这种模仿和改造的项目后来并没有成功,因为你能模仿别人也能模仿,没有什么门槛。最有意思的是一个中东来的学生想来想去还是倒卖石油来钱最快,连他的同学也笑了,说除了你,我们可没有这种机会。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这里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学生们为了完成学业,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项目,和太阳工作站、思科路由器、雅虎网站和 Google 搜索引擎这些源于创业者的科研实践的项目完全不同。

环境是可以影响人的。在斯坦福这样创业成风的环境中,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自己创业有时可能都会不好意思。而创业失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佩奇原来所在的计算机系数据库实验室,前前后后出了无数开公司的学生,以后的博士生一进去就耳濡目染办公司的事情。而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并不是这样,导师希望学生只专注学术,而博士生则是以进入学术界为荣。比如我以前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CLSP),在我以前所有的博士毕业生全部去了大学和大公司的实验室(比如 IBM,AT&T 和微软的实验室),没有到真正工业界工作的,更不用讲办公司了。我到 Google 来,在所有师兄弟中纯属异类。但是,自从我到了 Google,后来的人发现这条路也很不错,以后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会来 Google 面试,每年都有人来 Google,就连以前在大实验室的师兄们也跳槽过来了,这就是风气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也会选择环境。很多学生挑学校时也是看中了斯坦福守着硅谷将来能创业这一点。

虽然不是每一个斯坦福人都能创业并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Follower)。佩奇有一次在斯坦福的创业论坛上讲,创业的关键之一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斯坦福相对容易找到一起创业的追随者。首先,进入斯坦福的学生大多愿意到刚成立的小公司工作,而很多东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愿意。其次,由于斯坦福的这种内紧外松的环境,学生们交际的圈子相对较广泛,容易打造一个可以互补的创业团队(Founding team)。而在完全追求学分的大学里,每个人能深入了解的大多是自己同班同学,或者同实验室的同事,朋友之间的互补性不强。

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在全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会诞生,但是将它们最终变成产品,变成一个新的行业需要一个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孵化器。韩愈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于是便见不到千里马。同样,发明创造世界各国都有,而斯坦福只有一个,因此硅谷的奇迹就难得一见了。

结束语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学硅谷的经验,办起了自己的科技园。尽管有些地区自称自己是“xx 的硅谷”,并且带动了地区性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是并没有孕育出像思科和雅虎这样具有开创性的公司。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缺乏一所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新的公司乃至新的产业的孵化器。

发表者:Google(谷歌)研究员 吴军

第十二章 信息产业的规律性(zz)

目录
第一节 70-20-10律
第二节 诺威格定理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信息科技产业的生态链。这一章是它的姊妹篇,我们将介绍信息产业的其它规律。其实很多观点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再系统地介绍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信息科技产业的变迁的内在原因。

第一节 70-20-10律

我们在介绍风险投资的那一章中,介绍了一个科技公司如何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我们在这一章介绍一个科技公司成熟后的变迁过程。

原苹果公司 CEO 斯库利(就是那位把乔布斯从苹果赶走的 CEO )在失败地离开苹果后,写了一本书《奥德赛:从百事可乐到苹果》,总结了他在苹果的经验教训。在书中,他不经意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商业竞争的观点。虽然公司的竞争和自然界的竞争大不相同,斯库利却用自然界的竞争来比喻商业的竞争,使得不熟悉商业的人更容易理解它。虽然我不太同意他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但是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观点,我就把它进一步扩展成 70-20-10 律。

让我们顺着斯库利的思路,看看信息科技领域和自然界的一些共性:当某个领域发展成熟后(而不是群雄争霸时期),一般在全球容不下三个以上的主要竞争者。这个行业一定有一个老大,斯库利把它比喻成一个猴王,它是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毫无疑问,它虽然想顺顺当当地统领好整个行业,就像猴王想让猴子们永远臣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遇到一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也就是老二(也许还有一个老三)。剩下来的是一大群小商家,就像一大群猴子。老大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不仅占据着超过一半,通常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并且制定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老二有自己稳定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市场份额,有时也会挑战老大并给老大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总的来讲是受老大欺负的时间多。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虽然多,但是却只能占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少的市场,它们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老大总是密切注视着老二,并时不时地打压它,防止它做大。老大和老二通常都不会太在意剩下的小企业,这样就让这一群小的企业能有挣一些小钱的地方。这里面的百分比数字 70、20 和 10 是我加的,因为信息产业大公司之间的市场份额大抵如此。

在我们熟知的微机领域,微软无疑是老大,苹果是老二(当然,现在的苹果和斯库利时代不同了,它已经不完全是计算机公司了)。微软控制着微机的操作系统,于是几乎所有的软件硬件开发商都必须跟在微软的后面开发应用产品,因此微软的地位就相当于猴王。苹果有时能够挑战一下微软,把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但是,总的来讲它在微机领域一直受微软的打压。剩下来的公司,不仅很难挑战微软的霸主地位,和苹果也差得很远,因此要么替微软赚吆喝,比如各种小的兼容机公司;要么就避开微软闷头挣自己的小钱,比如应用软件开发商 Adobe、Intuit 和赛门铁克等,日子也过得下去。

在微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是老大,以前的老二摩托罗拉已经被英特尔逐出了微机处理器行业,现在由 AMD 坐第二把交椅。虽然 AMD 偶尔能从英特尔手里抢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基本上是在英特尔的阴影下发展,它的产品必须和英特尔兼容。这是华尔街对 AMD 总体并不看好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个领域一个公司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立住脚,因此现在连第三家做处理器的公司都没有了,一群小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围着英特尔转,做微机里各种各样的其它芯片。在这个领域,英特尔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抛开英特尔自己另搞一套,否则便是自寻灭亡。

在其它领域,情况相似。在网络路由器领域思科是老大、Juniper 是老二;在互联网领域 Google 是老大、雅虎是老二。在 IT 服务领域,IBM 是老大,惠普和太阳是老二、老三。虽然每个领域的领头羊占得市场份额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是比其他所有公司的总和还多。

当一个市场还处在群雄争霸的时期,一个商业模式适合这个市场,并且在技术上、管理上和市场上综合占优势的公司,无疑最有可能成为竞争的最终胜利者,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当市场上一旦诞生了一个新的猴王,它就成为了这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这时,市场就不可逆转地向着有利于这个主导者的方向发展。其它公司即使在技术上、管理上或者其它方面有一点优势,都不足以抵消主导者在规则制定和解释方面的优势。靠着制定和解释规则,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王者就占了这个领域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市场。

让我们通过微软和苹果的例子,来了解一下制定规则的作用。当微软占领了 95% 的微机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后,软件开发商专门开发苹果软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设计和生产一种只能在 5% 的公路上跑的汽车。几天前我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一位研究计算机安全的教授讨论信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谈到以往的基于 Unix 内核的操作系统,比如苹果的OS,通常比微软的安全时,他向我介绍说,新的微软操作系统 Vista 现在已经比苹果的操作系统和 Linux 安全得多(我多少有点惊讶)。但是,微软的 Vista 仍然比苹果的操作系统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后者的数量(或者说市场占有率)太小,以至于制造计算机病毒和间谍软件( Spyware )的人“懒得”去攻击苹果的计算机。这对苹果公司和苹果的用户是一条悲哀的好消息,它说明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统治地位多么强,就连造毒者都必须造微软的毒。事实上,苹果在早期一直标榜自己的产品在技术上和性能上比微软的强,现在连它自己都不觉得这是卖点了, 另辟蹊径地追求酷了。

当整个行业都开始遵守微软制定的规则时,全社会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靠微软吃饭的人。有编写、翻译、出版和销售 Windows 编程书的人(只要到各个书店科技图书的柜台前看一看有多少这类的书就有体会了),还有从事各种微软软件培训或者微软证书考试复习的“专家”(只要在媒体上看看有多少这种广告就行了)。大家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改变微机行业的规则意味着这些从业人员的失业,他们就会首先跳出来反对新的规则并且力挺微软。这样,微软在微机领域的王位就变得几乎无法撼动了,至少不是在技术上能撼动的。同样的道理,Google 也养活了无数做网站优化的人——这些人把各种网站优化成最适合 Google 的排名。如果一夜之间出来一个新的搜索引擎要挑战 Google,不论它是否比 Google 好,这些人马上会出来反对。即使像思科公司那种不直接和终端用户打交道的公司,对社会的影响也远不止是卖一些网络路由器那么简单。当一个思科的证书成为求职的敲门砖时,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必须掌握其相关技术,你可以想象这时思科的地位便稳如泰山。甲骨文的情况也和思科类似。

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 iPhone 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 iPhone 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 QualComm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 CDMA2000 )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 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 CDMA 标准 WCDMA (日本和欧洲)和 TD-SCDMA (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 WiMax ,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 WiMax 属于第四代 4G 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 CDMA2000 解决方案。但是,整个 3G 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 CDMA2000 以两倍于 WCDMA 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 WCDMA 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 30% ,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 WCDMA 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 BroadCom )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 WCDMA 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 3G 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 3G 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 3G 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 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 3G 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 3G 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

虽然微软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和高通在 3G 市场的垄断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仍然能独占 60-70% 的市场。在处理器市场上,英特尔一年有近 400亿 的销售额,而第二名 AMD 仅有 60 亿。在网络设备市场上,思科销售额高达 400 亿,是它的对手华为( 100 亿)和 Juniper ( 40 亿)总和的三倍。

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 20% 。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为什么在信息产业的公司比传统工业的容易形成主导优势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是不同的成本在这两种工业中占得比例相差太大。传统行业研发成本低,但各种制造成本和销售成本是非常高的。研发成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抵消,而制造成本则不能。传统工业扩大一千倍生意通常意味着同时增加几百倍的成本。以石油工业为例,最主要的成本是获得油田的成本。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得俄国油田开采权的成本要比英国石油公司( BP )和英荷壳牌( Shell )高得多。因此埃克森美孚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扩展的成本就非常高。在汽车工业中,制造成本(还不包括研制、市场和销售)占汽车售价的一大半,即使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也提高不了多少利润率。总的来讲,一个汽车公司要扩大一倍营业额,基本上意味着公司规模要扩大一倍,建大一倍的工厂,雇多一倍的人。这时公司就不可能有它规模小的时候效率高,利润率甚至可能下降。因此它扩张到一定规模后也会慢下来。

科技领域则大不相同,制造的成本只占营业额的很小一部分而研发成本占大多数。对微软和甲骨文来讲,制造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和一百万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家软件公司的毛利润率高达 80% 以上。即使是以硬件销售为主的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毛利润率也高达 60% 和 50% 。而在传统行业的通用汽车公司GM,2007年的毛利润率不到10%,就连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丰田公司也不过 15% 左右。如果单看毛利率,科技公司的利润率可以用“惊人的暴利”来形容了。但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摊到每个产品上并不低。如果能扩大一倍的市场,就能将这部分主要的成本降一半。这时候一个科技公司并不需要更多的雇员,效率依然保持不变,总的利润率就上去了。

虽然生物制药公司和信息科技公司一样有着低制造成本的特点,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万灵药能治所有的病,甚至对于同一种病也不存在一种药能医治所有的人,因此就有很多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并存。它们每个公司专门研制针对不同疾病的药物。因此前面所讲的主导性的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并不存在。

其次,信息产品的生态链各环节之间的耦合性非常强。一个个人计算机用户一旦使用 Windows,在上面安装了各种软件。即使一个竞争对手推出了十倍好用的操作系统,他也很难转而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同理,一个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一旦选择了微软的操作系统,就很难放弃。当一个操作系统开始在市场上领先竞争对手,在整个生态链中它的下家就越来越多,在其操作系统上可用的软件就越来越多,使得其他孤军奋战的竞争者很难赢。这样主导的科技公司就很快占领了全球市场。在传统工业的生态链中,这种耦合关系非常弱。一个汽车公司这一次选择了米其林( Michelin )的轮胎,下次完全可以选择火石( Firestone )的。而对于客户也是一样,某运输公司这次买了一批福特的汽车,下次如果通用的好,它可以马上换成通用的。

再次,不同用户对传统商品比如汽车的品味不同,对性能的要求也不同,使得它很难做到赢者通吃。一百年前,亨利福特试图用一种汽车(T型车)统一市场,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即使是日用品,有人喜欢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的,有人喜欢保洁( P&G )的,因为它们不太可比。对于科技产品,虽然不同公司的同类产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区别不足以左右主流用户的选择。对于主流的用户来讲,科技产品的性能指标是硬性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基本的功能、合理的价钱和良好的服务是他们选择一种科技产品的原则。没有人在意思科的路由器和华为的路由器哪个外观更好看,也没有多少人清楚微软的制表软件和莲花公司的有多大区别。这使得科技公司很容易做到强者愈强,直到赢者通吃。

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 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

虽然理论上讲,取得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可以通过恶意竞争和收购几乎百分之百地占领一个市场,但是当它占到 60-80% 的市场时,它的扩张基本上就到头了。这里面固然有作为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公司在某个局部领域( Niche Market )做得比主导公司好的原因,比如苹果的图形界面和动画制作软件对艺术家来讲远比微软的同类产品好,更主要的是各大科技公司自觉遵守的风险控制原则和美国联邦政府对商业垄断行为的严格限制。

作为一种技术产品下家的公司,比如惠普和戴尔是英特尔的下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货源不会被一家公司所垄断,通常会按一定比例同时采购两个上家的产品,即使一个上家给出的条件比另一个好。因此,我们看到惠普、戴尔和联想等公司总是既卖采用英特尔 CPU 的计算机,也卖 AMD 的。有些时候,一种产品无法同时选用两个公司的器件,比如苹果的 iPhone 每一代只能有一种处理器芯片。这时,公司就会在这一代产品中选某个供货商的,下一代选它竞争对手的。大部分公司和政府部门在大宗采购的选型中,常常是这一次选择公司甲的(比如思科的),下次选择公司乙的(比如 Juniper 的)。

当一个主导公司非常强势,上述方法也无法阻止其垄断的形成时,竞争对手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司法部和欧盟的反托拉斯委员会出面解决问题了。因此,聪明的主导者会让出一些市场给第二、三名,以免惹上反垄断的麻烦。通常 70% 是一个魔法数字。一个主导者愿意强调自己是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可以给投资者和用户信心,但是永远会否认自己有垄断地位,以免给自己找麻烦。它们在提交到证监会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甚至会列举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竞争对手,表示自己在公平竞争。比如微软在 2008 财政年度的年报中,居然把盈利只有它二百分之一的 Earthlink 公司(估计 99% 的中国读者都没听说过这家小公司)列为它的竞争对手写入到它给证监会的文件中。

这样,在多方面扶植下,尤其是IT业界人为的帮助下,扶植出一个能稍微制约主导公司的老二(或者还有老三),它甚至可能占到 20 - 30% 的市场。再剩下的一点市场就给众多小公司去瓜分了。

读者们也许已经在思考:当一个主导公司一直占领某个市场 70% 的份额,并且对第二名保持一定优势时,它岂不是将这个市场变成了它的万世基业了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产业的变革,一个主导公司不可能靠着吃老本而成为百年老店。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中最早的三十家公司,现在只有五六家还在今天的三十家列表中。在科技工业领域,一些内在的规律加速了它的新陈代谢。

第二节 诺威格定理

Google 研究院主任、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资深会员(Fellow,中文有些地方翻译成会士)、人工智能专家彼得·诺威格博士(Peter Norvig)讲,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后,就无法再使市场占有率翻番了。这几乎是任何人都懂的大白话,但是却道出了许多跨国公司兴衰的根源。

和人一样,一个公司也有成长的青少年期、稳定的中年期和衰退的老年期。当一个公司刚刚兴起时,它很有朝气,又有领先的技术,市场占有率却很小。整个世界对它来讲几乎是无限大,它只要干好自己的事,就能不断占领市场,以几何级数成长,根本不用担心成长的空间的问题。用辛弃疾的话讲,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当它占领了大部分市场时,它的成长就受制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了。而华尔街依然期望着这个新兴公司不断创造奇迹。这时候,该公司就必须寻找新的成长点,才能不断超越华尔街的预期,公司就不得不天天为营收忙碌(如果达不到预期会怎么样,我们以后会谈到它的严重后果)。和传统的工业不一样,一个科技公司非常容易早熟,可能用不了几年就成长到饱和状态。

让我们通过 Google 的例子来看一看科技公司达到饱和状态是多么的快。在山景城 Google 总部四十二号大楼二楼的墙上有一张一米高、几米宽的大图,它是参观 Google 必看的一景。图上画的是从 1999 年以来到 2004 年 Google 上市时为止 Google 搜索流量的增长。那是一张非常漂亮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曲线。图上横向是时间,纵向是搜索量。从 1999 年到 2000 年,搜索量增加了十倍,曲线的顶部就要突破了纸的高度,因此不得不将曲线的比例缩小十倍。但是,很快,几个月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又使得曲线不得不此按比例再缩小十倍,如此几次,直到 2004 年 Google 上市后不能再公开自己的流量为止。

Google 刚成立时每天只有几万次的搜索量,这个数量即使涨一万倍也不会对市场有很大影响。拉里·佩奇亲口对我们讲,他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把 Google 办成一个盈利上亿美元的公司。但是,Google 的发展比佩奇自己的梦想还要快得多。Google 成立后没有多长时间,搜索量就涨了上百倍,达到百万级。当时Google主管工程的副总裁乌尔斯·霍尔茨(Urs Hoelzle)还专门发了封庆贺的Email。当时 Google 只有个位数的服务器,霍尔茨需要自己监管这些服务器。没过两年,Google 的搜索量又长了百倍,Google 自己也长成了一个婴儿巨人(Baby Giant)。到 2002 年,它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搜索引擎,而且同时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门户网站雅虎和美国在线提供搜索服务,估计占到了全球流量的一半。在 1998 年到 2002 年这四年间,Google 的增长主要靠抢占市场份额而获得。但当 Google 签下了和美国在线的搜索合作合同后,全世界几乎就剩不下大的市场份额可以占领了。这时,新加入 Google 不久的诺威格指出了上述朴素而又经典的定理。所幸的是,Google 的整个管理层已经未雨绸缪地看到了危机。Google 从搜索广告进军和内容相关的网络广告(Ad Sense for Content)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今天,后者的营业额已经占到 Google 整个营业额的三分之一。

今天,刚十岁的 Google,在全球搜索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 50% (根据 Comscore, Nelsen 和 Hitwise 等第三方公司的提供的数据)。Google 从搜索业务带来的营业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整个互联网上商业的增长。Google 的增长率也由早年的每年翻番,到前年 2006 年的 70%,去年 2007 年的 50% 和今年统计到第二季度的 30%。因此,这个时候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发展的关键是开拓新的增长点。

对于在一个全球某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公司来讲,如果不能较早地预见到市场的饱和性(或者回避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当年朗讯公司已经占了美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大半江山,它依然梦想着在这个已经开始萎缩的市场上做到快速成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朗讯公司采用回避问题的方式,自己创造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拟市场:它将设备卖给根本还不上钱的公司。从短期效果看,朗讯公司向外公布的营业额上去了,虽然一大笔钱还只以应收款项出现在它的财务报表上,实际并没有进账。但是当 2000 年后这些钱真的收不回来的时候,朗讯公司就彻底垮掉了(同样的错误非科技公司也会犯, 以世界第一大银行花旗银行为首的金融公司为了达到高速成长的目的,贷款给根本无法还贷的客户,导致几千亿美元的贷款成了坏账不得不报亏损,而且这个黑洞至今看不到底)。

诺威格定理决定了在一个市场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必须不断开拓新的财源,才能做到长盛不衰。到目前为止,开拓新的财源有效的途径只有两条,而胡乱的尝试倒有无数多种。被证明是可行的途径包括“扩展”(Leverage)现有业务和转型。Google 从基于搜索的 Adwords 广告扩展到基于内容的 Adsense 广告,微软从操作系统软件 Windows 扩展到应用软件 Office,都属于成功的扩展。而 GE 从一个电器公司转型到一个传媒和金融公司则是成功的转型。扩展适用于在自己特定的领域的业务趋向于饱和,而更大的相关领域还有很大扩张空间时,比如搜索广告趋于饱和,而整个互联网广告市场的潜力依然很大时,才有扩展的可能。后者适合于整个大的行业发展已经饱和,扩展的空间已经不存在时。

扩展是一个公司把它现有的技术和商业优势用到相关的市场上去。我们不妨再以 Google 为例看一看一个成功的公司如何通过扩展的办法来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Google 在广告业的技术优势是它的广告系统投放准确率好而且高度自动化,它的商业优势在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商网络之一。有心于 Google 动态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Google 在两年前收购视频网站 YouTube,一年前收购可用于 YouTube 广告的双击公司(DoubleClick)。与此同时,Google 于2007年牵头成立了基于开源 Linux 的手机联盟,代号为 Android。所有人都看出这是 Google 将业务从互联网扩张到手机的信号。有些评论认为 Google 这几年没有专注自己的核心业务,过于注重扩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Google 的扩张实际依然围着互联网广告业务进行,而且从技术上讲,无论是 YouTube 上的视频广告,还是手机上相应的广告,都还只是 Google 现有技术在相邻领域的推广。Google 的广告投放技术既然能用于互联网,改造后就有可能用于传统媒体。Google 已经有了众多的广告商,他们以前通过 Google 在互联网上做广告,以后也有可能通过 Google 在传统媒体和新的工具(比如手机)上做广告。显然,Google 的所做所为没有超过原有的广告工业。它并没有致力于像 Apple 那样开发消费电子产品,或者经营 NBC 那样的传统媒体。扩展的前提是相近领域有可扩展的空间,Google 的情况正好符合这个前提,所以它采取扩展的策略。

在工业史上,这种成功的扩展非常之多,比如微软从微机的操作系统软件扩展到微机的应用软件,惠普从小型机扩展到微机,迪斯尼从少儿动画片扩展到传统影视和娱乐等等。扩展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公司原有的经验和优势,使得它们在新的领域很快地站住脚。但是,当一个行业已经进入老年期,无从扩展时,这个领域领头的公司要想继续发展甚至只是生存,就不得不转型了。

转型做起来要比扩展难的多。在工业史上,转型失败的例子比成功的多很多。首先,转型的大方向就不容易找。其次,即使转型时找准了方向,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失败的例子中,最经典的例子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向电子和航空领域失败的转型。

大家都知道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占美国一半以上的汽车市场,并且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销售额最大的公司,直到近二十年开始走下坡路为止。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通用汽车公司在电子和航天领域一度有过比较成功的经历,并且一度是全球卫星制造业的领头羊,因为通用汽车的这些部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在很多美国读者可能家里使用的是 DirecTV 的卫星电视服务,这是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卫星电视网。而 DirecTV 过去不过是通用汽车电子部门休斯电子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而已。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的汽车工业几乎无发展可言了。不用说高速成长,就连维持现有的利润都成为奢想。一九八五年,还没有江河日下的通用汽车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以五十亿美元的价钱成功地收购了休斯航空公司(Hughes Aircraft),并和自己的电子部门德尔克电子公司(Delco Electronics)合并成休斯电子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很快成为了全世界卫星制造和卫星通信的龙头老大。年长的读者也许记得,1990 年中国长城运载火箭的第一次商业发射就是为休斯公司发射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从此以后,中国长城运载火箭多次将休斯公司为世界各国制造的卫星发射升空。从九十年代起,休斯公司一直是通信卫星制造的全球主导公司之一。1994 年,休斯电子公司推出了卫星电视服务 DirectTV,并在合并了泛美卫星的电视服务后,成为全球最大的卫星电视服务商。同时,休斯公司还是美国四大雷达制造商之一(其余三家是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和诺思罗普·格鲁曼),因此经常收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大额订单。除此以外,休斯公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级卫星通信服务业务的提供商,它的客户包括沃尔玛等众多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为了实现全球各部门之间的通信,采用休斯公司基于卫星通信的服务。毫无疑问,当通用汽车公司自己的业务陷入困境时,休斯电子的业务却蒸蒸日上。

九十年代后,美国汽车制造业受到日本公司(主要是丰田和本田)的冲击,江河日下。这本来正好是通用汽车公司出售汽车品牌(比如它的卡迪拉克当年还是很值钱的品牌),转型到电子和航天领域的好时候,但是,通用汽车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不断出售赚钱的电子部门,用获得的现金来补贴它毫无翻身希望的汽车制造,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一九九七年,通用汽车将休斯公司的国防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雷达技术部门卖给了军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2000 年,又将卫星制造业务卖给了波音公司,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长城火箭发射休斯卫星的新闻了。2003 年,通用汽车将休斯剩余的部门包括最大的业务 DirectTV 卫星电视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作价仅二百亿美元。至此,通用汽车从世界卫星和通信技术领域彻底消失了。

新闻集团收购休斯公司后,只留下了 DirecTV 卫星电视服务,而将其它一些小电子部门,包括为企业提供卫星通信服务的休斯网络系统陆陆续续地卖掉。然后将 DirecTV 重新上市,现在仅这一部分市值就高达三百多亿美元,而且盈利可观。而通用公司自己,经过了几次输血,仍然不死不活,现在市值只有不到六十亿美元(今年第二季度亏损了一百五十亿美元),也就是当年它子公司休斯电子一个部门 DirecTV 今天价值的五分之一。通用汽车失败的根源在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一直认定自己是个汽车公司,一定就要以汽车公司为主。这好比在围棋盘上,通用汽车有一条经营了很长时间却已经没有气的大龙,和一片布局完美可扩展空间大的实空,通用汽车总是舍不得牺牲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大龙而错误地放弃前景看好的实空,最后满盘皆输。

成功的转型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比如通用电气就经常干这种事。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一个公司的根子或者说基因需要改变。而改变公司的基因和改变人的基因一样困难。我们在下一节中会介绍基因决定定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公司的基因几乎决定了它转型的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反而是偶然的。当然,这些奇迹却又总时不时地发生。

一个公司开拓新财源失败的尝试多如牛毛,我们也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常见也是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公司找不到新的市场,眼睛只局限于现有市场,而且总觉得别的公司盘子里的蛋糕比自己的大,以自己的劣势去争夺别人盘中之餐。就好比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想在高尔夫球场上战胜老虎伍兹一样,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精力分散,这些公司有时反而可能丢掉了自己的优势。一旦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公司的扩展会全部失败,甚至丢掉了自己的基本盘导致破产。

每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一个公司兴衰时,我们并不难找到原因。但是,作为当时的决策当事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即使看清了方向,也常常很难执行自己的意图。为什么一个公司转型就那么难呢?


发表者:Google(谷歌)研究员 吴军

新年开篇:金融危机与我们的生活(Financial Crisis and Our Lives)

本文从假期开始前就开始酝酿了,起因是找工作中遇到的金融危机的重大印象。在机场的时候正好看到一期财经年刊,专题就是2009的预测与战略,在家呆的几天发现媒体上到处都是这方面的讨论。经济学界的分歧已经变得公开,克鲁格曼在他的这篇(翻译)《纽约时报》的专栏中,直指其他的经济学家们是老派的糊涂蛋。各种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好不热闹。作为即将踏入职场的新人,估计以后上班之后就没时间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了。本文姑且算作这段时期对相关资料的总结与思考。

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按照官方说法,就是:欧美金融机构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刺激下,偏离原有的金融中介业务,为追求高回报、运用金融技巧和高杠杆率,过度涉足高风险的证券化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一旦信用链条断裂,无一例外地会背上严重不良资产。给美国消费者罗列的罪名是,他们毫无储蓄意识,挣的比花的多,二十年前开始花未来的钱,十年前开始花别国人民的钱。因为有钱,他们以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的能源,还因为疯狂买房,堆积起六十年来最大的泡沫,终于将全球经济拖进泥沼。

回想2007年3月中旬,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全球一片惊呼,但我们不能理解美国人过于“超前”的消费模式,认为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美国老太太没等升天堂房子就被收回去了,真是晚节不保啊。专家预测该危机会逐渐加重,并最终影响到中国。但出于地理上的距离以及对所谓“专家”的不信任,并没有非常在意。且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具有发达的金融工具,不会被小小的危机击倒,调整调整就接着上道了。“危机基本开始稳定,影响的扩展速度在减慢,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并未对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挫折。美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是卓有成效的”之类的言论符合美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言犹在耳,不知不觉,危机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专家们是对的。

2008年9月,随着雷曼银行的倒下,形势急转直下。危机进一步扩大,人们已经不再关心哪些房子如何处理了,因为危机已经扩散到了整个金融领域。打破了人们挂在嘴边的不可能,突然间发现“那么大的公司政府不可能看着死的”也不是那么肯定。同时表示前一阶段的政府拯救计划失败,政府“能担负起责任”的承诺落空。同时也说明这次的窟窿绝对够大。一时间人人自危,谈起危机的预期也谦虚慎重了很多,再也不说一切尽在控制之中的话了。银行收缩银根,进一步影响到其他领域。未来仿佛一下子变得灰暗。

然后我们发现,中国并不是这次危机中的安全岛。进入十月,一下子感觉气氛紧张了起来。原来搞的轰轰烈烈,最早启动的如斯伦贝谢等外国大公司一下子变得羞羞怯怯,招聘名额怎么也下不来,最后不了了之。其他的企业也纷纷缩减招聘的规模或是根本就不招人了。接下来,不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公司倒闭裁员消息不断,才发现虽然我们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在这次危机中一样不能独善其身。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本身也存在问题。

对这个事态的发展,我目前的认识是这样的,所谓贷款,其基本特性就是今天花明天的钱。借次级贷的人本来买不了房或是要多少年之后才能买得起房,但是从银行贷款,他们现在就可以买得起房了,代价就是比通常要高的多的利率。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也是从中有得赚。但是银行还是不满足,因为它要拿到这个钱得等到还款日期到的那天(比如说,二十年),分期还款的话怎么着也得等到十年之后。它等不及,于是把购房者放在他这里的借条以较低的价格卖给第三方,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交易:对于银行来说,它不用等上二十年就立刻回本还拿到利息了,可以再贷给其他人;对第三方来说也有利,因为他本身没有发贷的权利,现在可以买到了高于平均利率,有银行担保的债券,他已经很知足了,而且也没说不能把这个债券同样打包卖给下一个接受的不是?(实际上他们就这么做了);对消费者来说更是有利,作为最大的消费品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了闲钱可以用于其他的消费,而且同样的经验可以用在其他的方面,贷款消费成为生活习惯。同样的模式可以扩展到生产领域,本来要三个月半年之后才能开工的项目从银行借钱现在就可以开工,年底就可以创造利润了。

整个链条运行的基础就是保证债务能够按时偿还,因为财富是无法凭空产生的。银行就如同一个杂技演员,手中握着一个球,其他的球都在空中飞着,必须按照顺序快速的接住落下的球同时将手中的球抛出才能保证整个循环的顺利进行。一旦顺序错误或是手不够快,大多数球都会落到地上。在高西庆的文章(翻译)中有另外一个镜子比喻:所有的镜像都是原像在镜子中的反射,一旦在某个地方,镜像被遮断。剩下的所有镜像就将不复存在。人们突然发现本来未来预计能拿到的钱拿不到了,为了能生存下去,只能省吃俭用,从现在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留到那个时候花,否则就有可能饿死。这个窟窿已经有多大?有份数据说美国的房地产缩水50万亿美元,即使去除泡沫,剩下的数字也相当庞大。难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悲观地预测危机尚未见底,相比之下几千几万亿的财政补助实在是杯水车薪。

如何面对这次危机?对金融危机,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危机尚未见底,可能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还难以预料。但我的看法还比较乐观的,主要国家已经开始商讨应对危机,意识到需要增进合作。但同时也应该记得可以说所有中国大陆人都没有经历金融危机的经验,大部分还是相信国家能摆平一切的,但是从政府主脑以及智囊谨慎的措辞(如百年一遇、危机尚未见底)中可以看到与以往的报喜不报忧的特点相悖,或许说明危机的严峻,中国是早于还是晚于西方开始复苏也是个没谱的事。结束的时间难以预料,估计要到下半年才能判断出一下药是否对症的端倪,全面复苏最快也需要另外12-18个月的时间。

这次金融危机,适逢走上工作岗位,要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尽快让工作走上正途。一方面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另一方面针对工作内容,弥补知识体系上的漏洞。养成行之有效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并坚持下来。

学习财务金融方面的知识,这是找工作过程中的教训: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没有引起注意,危机来到身边了也浑然不知,面对危机需要提供判断发现两眼一摸黑,对未来的预期也无从下手。以前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分工细化,个人只要钻研自己领域的知识就可以了,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整个社会就会平稳运行。可是金融危机让我们发现,那些经济学家和金融官员们自己内部也充满了争吵,甚至有出于自身利益向社会提供错误信息的情况。偏偏经济问题与个人息息相关,马虎不得。不得不把注意里转移一部分到这个领域,至少能够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读懂材料,对未来的提供一些判断。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但也莫可奈何。

踏入职场之初就遭遇金融危机的机遇是十分难得的,至少此时的成本还比较低。百年一遇的规模又意味着未来几年应该是一种向上的态势。本次危机如同一把手术刀,将经济运行多余的东西割掉,直接将最本质的东西暴露在我们面前,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2009年1月14日星期三

毕业典礼(Graduate Ceremony)

(补发一些有意思的回忆……)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发个毕业证的壳子端着照相,拨帽穗了(将硕士帽上的穗子从一边拨到另一边),意味着正式毕业。所有的博士都是必拨的,硕士是自己选择,因为人数较多。听说过去是只有校长一个人拨,据他自己说上次拨到最后腿也木了,脸也僵了,手也麻了,完全是机械的运动。今年加上副校长,院士什么的。7个一组,校长站中间。轮到上去的时候是个院士,对话如下:

他:那个系的?
我:6系的。
他:工作找的怎么样?
我:还可以,IGT。(这是旁边一个院士插话:“他们计算机的不愁找不到工作。”囧)
他:哦,爱立信,不错不错。
我:囧rz……